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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福州”课件

发布时间:2019-05-26 18:31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福州先后荣获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86年)、中国优秀旅游城市(2000年)、国家卫生城市(2000年)、国家园林城市(2003年)、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2004年)、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城市(2009年)、中国宜居城市(2010年)、全国文明城市(2011年)、中国温泉之都(2012年)、中国寿山石文化之都(2012年)、中国脱胎漆艺之都(2012年)、中国鱼丸之都(2012年)、中国特色魅力城市(2012年)、全国双拥模范城(1992年至2012年,我市已连续7次获此殊荣)、中国绿色城市(2013年)、(中国渔业协会授予)中国鳗鲡[mán lí]之都(2013年)、中国金鱼之都(2013年)等称号。

  注:中文名鳗鲡(mán lí)鳗鲡科 (Anguilla japonica Temminck et Schlegel),别称日本鳗鲡,是一种降河性洄游鱼类,原产于海中,溯河到淡水内长大,后回到海中产卵。每年春季,大批幼鳗(也称白仔、鳗线)成群自大海进入江河口。它是传统名贵鱼类,也是世界上最神秘的鱼类之一。它的生长过程极为奇特,先是在海水中产卵成苗,后又进入淡水成长。鳗鲡在“绝食”一年半后仍能生存,养殖的鳗鲡寿命可长达50年。(我市有鳗鲡养殖场数百家,养殖产量5万多吨,占福建省的60%,占全国的25%;有鳗鲡加工及饲料企业30多家,鳗鲡加工产量1.7万吨,占福建省的74%,占全国的17%。)

  福州饲养金鱼已有300多年历史,在京津、苏杭、广州、福州四大金鱼产区中,福州金鱼列于首位。福州金鱼中,高档的“兰畴”(也称兰寿)、“熊猫”、“皇冠珍珠”等名品闻名于世。

  福州的兰寿因品质好、体型雄壮等优点,被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鱼友称为“福寿”,并与“日寿”(日本兰寿)、“泰寿”(泰国兰寿)齐名,称为国际三大好寿。

  福建目前有4个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第一批,1982年入选),福州、漳州(第二批,1986年入选,福州是风景名胜型),长汀(第三批,1994年入选)

  1、福州名称由来: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唐代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志》载:福州因“州北有福山,故名。”随着地名的演变,福山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一种说法福山在长乐,清乾隆年间《福州府志》按语说:“福山,今名董奉山,属长乐县。) ”

  福州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历代以来它有十三个别称:分别是闽中、晋安、凤城、三山、长乐、榕城、天兴府、福安、闽海、闽州、泉州、左海、闽都等。

  闽中: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全国为三十六个郡。七年后又增设四个郡,其中福建叫闽中,治所在福州,所以古人广义上称福建为闽中,而狭义上则称福州为闽中 。唐朝著名现实主义诗人杜苟鹤(846-9O4年)池州石埭人(今安徽太平),他旅居福州时留有一首描写福州秋天的诗,题目就叫《闽中秋思》:“雨匀紫菊丛丛色,风弄红蕉叶叶声;北畔是山南畔海,只堪图画不堪行。” 说明当时福州称闽中 ,秋色如画,但一千多年前交通不便,故诗的最后称不堪行 。

  晋安:魏晋南北朝时,晋人纷纷避战乱从中原入闽,始称八姓人闽,不少望族定居于福州今东门晋安河两岸,故此时福州别称晋安 。

  凤城:晋代地理学家郭璞为福州勘察新城,并作《迁城记》,文中对福州的地形作了这样的描述:“其城形状,如鸾如凤,气势盘肇,遇兵不乱,遇荒不掠,逢灾不染,其甲子满。”其言下之意,把福州比作“凤城”,而凤鸟则是吉祥之象征,因此说福州是个福祥之城,如今福州还有许多带“凤”的地名:如西门的凤凰池,工业路一带的大凤山、小凤山,东街有凤凰坊,东门有凤邱山,宋代朱熹在福州书院有凤邱鹤林,清代三牧坊有凤地书院等。如今在闽江二桥南端桥南环岛还耸立着一座“三凤齐鸣”的仿古铜色雕塑,象征福州的南大门。

  三山:唐末五代,福州城范围进一步扩大,把屏山、乌山、于山圈人城内,故此后福州便有“三山”之别称。如今海外福州籍华侨聚集地行会组织仍称“三山会馆” 。

  长乐:公元933年,开闽始祖王审知死后,他的儿子王延钧在福州称帝,国号“闽”,改福州为“长乐”,所以这一历史时期的“长乐”不是指今天的长乐市,而是指福州。

  榕城:宋代治平年间,福州太守张伯玉发动居民编户植榕,于是绿荫满城,暑不张盖。从此福州开始有“榕城”的别称。

  福安:南宋末年,元兵挥戈南下,民族英雄文天祥护送益王赵昰入闽,在福州建立临时国都,将福州改为“福安” 。

  天兴府:明代末年,即弘光元年( 6 4 5年),明朝国都南京被清兵攻陷,明太祖朱元潭九世孙朱聿键从杭州入闽,在福州称帝,改年号为“隆武 ”,称福建为“福京”,福州为“天兴府”。 左海:清代福州又有“左海”之别称,因为我国古代地名以东西方位而定,以东为“左”,以西为“右”,福州位于东海之滨,故称“左海”。清末福州城曾耸立有一座石牌坊,上书“左海流芳”四

  个大字,以示福州人才辈出。林则徐纪念馆的大门左边上书“左海伟人”,原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人民日报》社长邓拓是福州人,他常用“左海”笔名发表文章。(江右)

  闽州与泉州:唐代初年福州曾叫过“泉州” ,但时间很短,到了唐大业二年(公元6O6年)改泉州为“闽州”,把泉州这个名称移给了现在闽南的泉州,直到唐代开元十三年(公元 7 2 5年)才改闽州为福州 。

  闽海:辛亥革命后,废除旧府建置,改福州为“闽海道”,于是出现了闽海之别称,它包括福州话流行的长乐、福清、闽清、永泰、连江、古田、屏南、罗源、闽侯、平潭等十个县市,故在海外有“闽海十邑”之称。 (福州晚报有“闽海神州”专栏)

  闽都: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末五代时期,王审知随兄王潮从王绪起兵南下入闽,于公元893年攻下福州城,后于梁太祖三年(9O9年)受封为闽王,建立闽国。因首都定于福州,从此福州便有“闽都”之称。

  此外,福州在我国历史上还曾两次被作为临时首都。一次是宋代末年,即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元兵攻陷了当时南宋政权的国都临安(今杭州),恭帝及太后均被元兵俘虏,其兄赵昰于五月一日在福州登基,称端宗皇帝。当时的福州成为临时首都,改年号为景炎 。 第二次福州被临时定都的是在明代末年,即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五月。明朝的南都(今南京)被清兵攻陷,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朱聿键从杭州入闽,公元1645年闰6月,朱聿键受郑鸿逵、郑芝龙、黄道周等人的拥立,称帝于福州,改年号为隆武,把福州的布政使官署作为皇帝行宫,并封一批文武官员要职,犹如京城规范。

  福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7000年前,福州就同黄河、长江流域一样进入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用简单的生产工具从事原始渔猎活动,并开始饲养畜类和从事简单的农业劳动,创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福州原始文化。

  位于平潭县平原乡南垄村,是福建省迄今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5590~7450年。它代表着闽台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遗址发掘、清理出21个贝壳堆积坑和1座墓葬,出土石器、骨器、玉器、贝器、陶器等遗物200多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片标本。

  位于闽侯县荆溪镇昙石村,是中国东南地区最典型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之一,距今4000~5500年,是一座高出江面20米长形山岗。这个文化遗址发掘面积达2000平方米,几乎是由当时人们丢弃的蛤蜊壳、贝壳、螺壳堆积起来的,有的地方厚3米左右,所以又称“贝丘遗址”,由于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考古学上将它命名为“昙石山文化”。经过八次考古发掘发现昙石山文化由上、中、下三层的地层叠压组成。中、下层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上层较复杂,包含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文化堆积。昙石山人在闽江下游,两岸临水合群而居,其社会活动以渔猎为主。已经过上定居的生活,有了原始的小村落。

  黄土仑遗址,位于闽侯县鸿尾乡石佛头村,是一处较典型的青铜时代遗址,是相当于商周时期福建地区的土著文化。遗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发掘、清理墓葬19座,出土或采集陶器、石器等文物标本近200件,是一处深受中原商文化影响而又独具地方文化色彩的文化遗存。1984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实验室对黄土仑印纹陶文化层中采集的木炭进行“碳14”测定,确证它是距今3250年左右的商代晚期遗物。从而可以推断,当时的福州地区已经随着中原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

  福州先民——“闽人”是当时的土著居民。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说:“闽,为东南越蛇种。”因为这里地处亚热带,自古多蛇,所以他们就以蛇作为图腾崇拜。他们生活在闽江流域和

  沿海一带,从事渔猎和原始的农业活动。《汉书·严助传》载:越人“习于斗水,便于用舟”。古闽人也是百越的一支,善于造舟和用舟。《逸周书·王会解》记载:“东越朝问于周”,《周官》记载:“司隶掌帅四翟之隶——蛮隶、闽隶、夷隶、貉[hé]隶”,说明当时的闽族人不仅隶属于周朝,而且和中原地区一样进入了奴隶社会。但是,古闽族人在体形和生活习俗上,与中原华夏族都存在着差异。他们个子矮小,面短须少,鼻宽眼圆,习惯傍水而居,好水斗,善于驾舟行筏,常常沿江捕捞水生动物充饥,而且还有“断发文身”的特征。

  古闽人经过商周时期的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和文化,在周初即已纳入王朝版图,向周朝朝贡。战国中叶以后,闽人逐渐演变为闽越人。秦汉之际,闽越族人建立闽越国,闽越文化同中原文化交融,经济、文化显著发展,这是福建文明史上的重要一页。

  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越王勾践六世孙无疆被楚威王打败,越国瓦解,越王族分散在江南海边,各踞一偶,有的称王,有的称君,都向楚国朝贡。这时越王族中的一支南奔入闽,他们带来了中原和吴越文化,同原有土著的闽族人结合,这就是“闽越族”的由来,也称“闽越人”。

  无疆又七传至无诸,无诸自立为闽越王。秦统一六国后,向福建进军,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在闽越人活动的区域设置闽中郡,废去闽越王无诸的王位,只封他为君长,将闽越族纳入秦朝统治。闽中郡的范围很大,除福建全境外,还包括浙江的温、台、处三州,江西的铅山,广东的潮、梅等地方。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中国历史上爆发首次农民起义,各地纷纷响应。无诸也率闽越兵北上,跟随诸侯反秦。秦亡之后,项羽掌政令,不封无诸为王。同年,楚汉战争爆发,无诸又率兵协助刘邦打垮项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

  闽越立国之后,在闽越国短暂的92年(前202年—前110年)统治时期,大兴冶炼业,推广铁器具,发展生产,从而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进闽越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国势日强。无诸建造了福州历史是最早的城池——冶城。冶城的面积不大,城内的居民主要是王族、官吏和守城士兵。

  无诸逝后,其子郢[yǐng]即位,因试图吞并东瓯和南越等邻近小国,反复与汉廷发生磨擦。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派兵攻打南越。汉武帝震怒,派严助率兵赴闽。但汉军刚到边境,郢的弟弟余善便杀郢降汉。接着,汉廷废掉闽越王封号,改封繇[yáo]君丑为越繇王,又封余善为东越王。余善统治闽越初期,与汉廷相安无事大约22年。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相吕嘉反汉。初始,余善请旨率兵八千,援助汉将杨仆作战,但兵到揭阳时,却以海上风浪为由,滞留不前。汉廷见其反复无常,便认定他与南越密通。在杨仆灭了南越后,命其进军闽越边界驻扎。余善见状,先发制人,于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主动攻击汉军,连克白沙、武林、梅岭三要隘,并击杀汉军三校尉。此时余善以为自己完全可以与汉廷抗衡,便擅自刻制玉玺,自称东越武帝。因此激起汉廷更大震怒,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派朱买臣率领大军,兵分四路进攻闽越。此时,余善筑六城以抗击汉军,但因不敌汉军的凌厉攻势,不得不退守王都冶城。汉军水陆并进,攻势更猛,激发闽越内部发生兵变,建成侯敖和繇君居股响应汉军,杀掉余善,并献城归汉。

  经过了上述事件之后,汉廷认为闽越屡降屡反,反复无常,遂把大批闽越族人(主要是贵族、官僚和军队)迁往江淮一带,从而彻底结束了闽越长达92年的统治。闽越国灭亡后,躲

  汉廷统治势力正式伸入福州,闽越族统治集团进一步汉化,这是封建社会制度在福州确立的标志。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一直处于政权分裂和地方割据状态。这时的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百姓们流离失所,但地处东南一隅的福建地区,政局相对稳定,于是,大批中原百姓南迁来闽。这些移民带来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福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战国中期以后,中原文化与闽文化的交融渐次密切。到了三国时期,吴国统治势力伸入福建,中原人陆续南来。尤其西晋末年,中原动荡,衣冠士族大批南迁入闽(迁入福州的人不少望族定居在今天的三坊七巷以及福州今东门晋安河两岸),出现南北文化的第一次大融合。

  为了扩展疆土和巩固后方,汉末崛起于江东的孙吴政权,在占据江苏一带地方后,便向东南方向进军。自公元196年至257年,孙吴前后花了62年时间,五次兴师入闽,才基本确立了对福建的统治。

  为了巩固对闽中的统治,孙吴政权于建安八年(203年)把南部都尉从浙江迁到建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又分东侯官之地为建安县,将闽中的县份增至五个。吴永安三年(公元260年),撤销南部都尉,改设建安郡,以文治代替武治。孙吴时期,闽江下游的生产、商贸和海上交通都有较大的发展。在农业生产方面,已摆脱西汉时期火耕水耨nòu 的落后状态。吴建衡元年(公元269年),朝廷在侯官设典船校尉,负责督造船只,同时在沿海的吴航、温麻等地建立许多规模宏大的造船工场,利用丰富的林业资源,营造各种船舶。此时的福州,已成为吴国的重要造船基地。随着造船业的发展,福州地区的海运事业日趋发达。公元230年,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前往台湾、菲律宾等地,这是汉族人民到达台湾的最早记录。

  西晋统一全国后,由于福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于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从建安郡析出一部分地方,设立新郡——晋安郡。首任郡守严高,在越王山南麓,修建了面积比冶城大好几倍的子城,以为郡城。晋安郡辖八县,即:侯官、原丰、温麻、晋安、同安、新罗、宛平、罗江;郡治设在原丰县(今福州)。此时的福州已成为福建的第一大城市,是北方南迁汉人理想的首居之地。

  西晋末年,中原地区战乱,大批士族纷纷逃来南方各地避难。其中一批于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蜂拥入闽,主要有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八姓,史称“衣冠南渡,八姓入闽”。这是中原地区人民第一次大规模南迁,也是北方汉人与闽人的一次大融合。“八姓”入闽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定居在福州地区,使晋安郡的人口激增一倍以上。

  隋朝统一全国后建立的中央集权统治,结束了东晋以来的门阀政治局面,但同时也导致了一些地方势力的武装反抗。另外,由于隋炀帝的昏庸与残酷统治,更引发了农民的强烈反抗。在隋朝短短的33年中,福州历经了高智慧割据和郑文雅等起义。而到唐、五代时期,福建相对较为安靖,因而这一时期福州地区的经济、文化及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的繁荣景象。

  唐代,自“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进入了全盛时期。这为福州的开发和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安史之乱”时,中原战乱频仍,福州僻处东南一隅,却又成了偏安的一方乐土。

  福州名称的出现从两晋到唐初,福州地区的建制不断变更,因而地名也时有变动,出现晋安、昌都、晋平等郡名,以及闽州、丰州、泉州等州名。直到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闽州都督府改为福州都督府(因当时州西北有福山而定),“福州”名称在历史上首次出现。后来,

  福州的建制在各个时期虽仍有一些变更,但作为地名的“福州”二字大多保留,直至今天。

  唐代经济的发展 由于政局稳定,唐时福州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随之人口也大量增加。其时,福建有11个县,其中福州就占了5个,即闽县、侯官、长乐、福唐(今福清)、连江。

  为了发展农业,唐时福州特别重视兴修水利。一是开挖湖塘,用以灌溉;二是在沿海围垦造田,扩大耕地面积。由于水利的兴修,以及耕作技术的提高,当时福州已种植双季稻,并普遍栽种了荔枝、龙眼、柑桔等水果。在晚唐时,闽荔一度作为贡品。福州方山(五虎山)的茶叶“露芽”也成为全国名茶之一。

  封建时代,盐铁是国家的重要财源。唐时管理盐场的机构称为“监”,而侯官则被列为全国十监之一。当时福建有六个县产盐,其中四个县属于福州,即侯官、连江、长乐、长溪。

  唐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福建观察使陆庶主持开辟一条从福州经延平(今南平)直抵京师的陆路驿道。从而保证了商旅往来的交通安全,并加强了福州地区与朝廷的联系。

  王审知(公元862年—925年),唐光州(今河南)固始人。他不仅“知五典”,还精通“韬略之术”,20岁开始从军。唐中和元年(公元881年),王审知与兄王潮随王绪起兵反唐。唐景福元年(公元892年),王审知奉兄长之命,率军攻打福州,于唐景福二年(公元893年)攻下福州,平定全闽。唐乾宁四年(公元897年)冬,王潮病逝,王审知继位,先是暂称福建留后,继而受唐朝廷刺封为威武军节度使、福建观察使,并累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封为琅琊郡王。唐亡后,他向后梁进表纳贡。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朱温加授王审知为中书令、福州大都督府长史;同年四月,又封他为闽王。因而后世多称其为“闽王”或“开闽王”。王审知卒于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十二月,时年64岁,谥号忠懿。

  王审知在福州执掌福建军政大权前后达29年,堪称是五代十国时期一位明智的政治家。他的治闽业绩,成为福州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篇章。王审知统治时期,以史为鉴,以民为本,采取了“保境息民”的治国方略,使闽中在唐末五代军阀割据混战的年代,能有30年之久的安靖,为福建的经济、文化发展赢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王审之入闽时,带来并安置了大批中原流民,这是继“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南迁入闽的又一个高潮。其中,主要是跟随王氏兄弟南下的光州固始和寿州人,所以,历来有“十八姓从王”之说。事实上,这时北来的姓氏远不止十八个。这些南下的中原人民,带来北方的新文化和新技术,促进了福建的生产发展。

  b、“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节度使相当于现在的 军区司令员+省委书记) 对于拥兵一隅、政权自治的王审知来说,在当时具有显赫的地位。当他封王之后,有人就劝他称帝,但他得黄滔等人之助,力排众议,提出“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他的这一举措,不仅令时人,而且也让后人敬佩。正是由于他的“自知之明”,才使当时的福建人民安居乐业,才使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一度辉煌的闽国。

  王氏兄弟入闽时,由于战乱的破坏,许多地方田园荒芜、人烟寥落。王审知执政后,号召流亡在外的农民还乡生产,派人帮助回归的流民修复房舍,并借贷给他们耕牛、犁耙、种子等,以鼓励农耕。同时,他还大力兴修水利,提倡围海造田,以扩大农业生产,力争旱涝保收。他又鼓励农民种植茶树,发展茶叶生产,鼓山的茶叶还成为贡品。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福州地区很快出现“酒肉如山过新年”的五谷丰登气象。

  王审知是个胸襟开阔、礼贤下士的人。为了广纳人才,他在福州和泉州设立招贤院,招收四方博学多才之士。这样,一方面使在外做官的闽籍人士先后返闽任职;另一方面引得中原各地的名士也纷纷入闽相投。不管是闽籍还是外来人士,王审知都一一量才录用,其中许多人还

  得到了重用。从外地归来、曾任京兆府参军的翁承赞,王审知任之为相。翁承赞、黄滔建议大兴四门学,以教闽中之秀者。王审知即予采纳。于是福州的文化教育越出门阀子弟推广到民间,出现了“千家灯火读书夜”的景象。

  王审知在开辟航线和开发港口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为了招徕海内外商贾,王审知在建设福州本港的同时,不惜投下大量人力和物力,开辟甘棠港(甘棠港在闽东三沙湾内),使当时福州地区不仅有着繁盛的海内贸易,而且海外新罗(今朝鲜半岛)、占城(今越南中部)、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巴邻旁)等国家和地区同福州也有贸易往来。说明早在一千年前,福州就已成为国际商港了。

  由于商贸发展的需要,王审知专门设立商务与海外贸易机构——都榷货务,并派手下重臣张睦任榷务使。张睦忠实执行王审知的商务政策,改革税制,繁荣商贸,使得政府的商税收入大大增加,从而有力充实了的财政。海外商贸的发展,大大促进了造船业、陶瓷业和其他手工业的发展,使闽国一度出现经济腾飞。

  为促进商品流通,王审知于贞明元年(915年)在汀州宁化置铅场,铸铅钱和铜钱;龙德二年(922年),在福州铸造大铁钱,以“开元通宝”为文,以500文为贯。

  王审知重视福州城市建设,对福州城市发展颇有贡献。唐末中和年间,福州三山还在城外。唐天复元年(公元901年),他扩建福州城墙,在子城之外建罗城,周围长40里,筑有大门、便门和水门,并挖护城河,建有通津门桥、去思桥等。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又在罗城南北两面,扩筑南夹城与北夹城,形如半月,又称南北月城,计周长26里4800丈。大城建有福安门、清平门、清远门、安善门、通远门、通津门、济川门、善化门等八个城门,南月城有登庸门、道清门,北月城有道泰门、严胜门。第二年,在福州正街毛应桥南筑还珠门,又建安泰桥和沙合桥(九仙桥)。此外,对福州城的内河沟渠也进行整修与改造。扩建后的福州城面积比旧扩大七倍多。

  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吴越国向赵氏纳土称臣,宋朝在建国18年后才取得对福建全境的统治。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设福建路,下辖福州、建州、泉州、汀州、漳州、南剑州六州和兴化军、邵武军二军。到了北宋末年,北方大部分领土被金兵占领,中原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但福州远离战场,人们仍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于是中原汉族人民,第三次大规模南下入闽,福建经济、文化全面发展。作为福建中心的福州,地位日益重要,宋末一度成为临时京都。

  两宋时期,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南移,福州的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异常活跃,才学兼优的能员良吏云集榕城,文化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北宋有蔡襄、张伯玉、程师孟、曾巩等名吏出守福州。福州出现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等提倡道学的大学者,人称“海滨四先生”。蔡襄任福州太守时,兴学重教,专门聘请“海滨四先生”讲学,深受学子尊敬。南宋时期,民族英雄李纲、文天祥,著名诗人张元干、陆游、辛弃疾,著名理学家朱熹、黄勉斋,名臣赵汝愚、黄龟年、张浚,著名学者杨时、王十朋、真德秀,音乐理论家陈暘等,都在福州生活或任职过。他们以自己的著作和讲学活动,有力地推动福州文化的发展。尤其闽学的代表人物朱熹,继承和发展了周敦颐,程颢、程颐“二程”,张载等人的思想,建立了“理学”思想体系,与濂溪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河南洛阳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洛学,陕西关中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一并成为宋代四大学派。

  南宋时期,福州文化昌盛,已成为文化之邦。福州中进士的人数位居全国第一。宋嘉定元年(1208年),“一榜三鼎甲”全系福州人,而宋乾道二至八年(1166~1172年),永泰县在七

  在两宋的三百多年间,由于宋初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缓和措施,也因地处南疆,免遭兵患之祸,福州百姓基本上过着平静的生活,福州经济又有相当程度的发展。

  随着围垦造田、水利建设,以及农耕技术的进步,宋时福州的农、林业生产大幅度提高。据史料记载,当时双季稻获得了普遍推广。福州还从越南引进占城稻,大面积推广,并从“早占城”培育出“晚占城”良种。到南宋时,福州水稻良种已达二十余种。

  造船业的兴盛,大大促进了福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福州港进出的海舶很多,呈现“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繁荣景象。福州不仅有为外商提供舶船的“番船工”,还有一大批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

  两宋时期,福州的户数和人口不断增加。为了适应人口增加的需求,也为了军事上防御的需要,北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刺史钱昱在原罗城与南北夹城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增筑东南夹城,是为“外城”。这是福州历史上范围最大的一座城,并建有敌楼。到了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程师孟又就子城旧址加以修复和扩展;同时疏浚护城壕,并架桥12座。后来在南宋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和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又分别两次修复过外城。

  蒙古贵族建立的元王朝在福建的统治,始于至元十四年(1277年),终于至正廿七年(1367年),为时90年。至元十五年三月,在泉州设福建行中书,三年后迁至福州。由于福建曾是南宋的抗元根据地,福州又作过南宋的“行都”,因而元朝当局对福州的管制甚严,在整个元代福州各方面都进步不大,农业衰落,人口减少,但城市商业却畸形繁荣,当时福州仍是东南著名的都市之一。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旅行时,曾到过福州。他在游记中描述了他眼中的福州,赞美福州是“闽国美丽的首都”。

  福州在元朝的最后十年间,由于福建统治者的内讧和色目人的反叛,又历经了一次兵灾祸害,以致生灵涂炭、田园荒芜。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派兵分三路进攻福州。其中一路由汤和与廖永忠率领,从明州(今宁波)出发,浮海入闽,率先攻破福州城。次年初,莆田等13县皆归附明军。汤和遂率兵攻取时为福建行省平章的元将陈友定所据守的延平。陈因孤立无援,战败被俘后送南京处决。于是福建全境遂归明朝统治。

  明兵入闽,纪律严明,与90年前的元兵入闽迥然不同。此后,在明、清统治时期,由于统治者采取减轻赋税、休养生息和惩贪奖廉等措施,福州的社会经济得到复苏,对外贸易进入鼎盛时期,手工业领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文化进一步发展,名人辈出,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

  明代初期,由于推行力革弊政、轻徭薄赋等政策,福州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郑和七次下西洋,对繁荣福州地区的工商业起了很大作用,并奠定了福州在当时全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在抗倭斗争中涌现出不少抗倭名将,他们在福州百姓中留下心碑。

  清初,官府对百姓进行苛征暴敛。为了加强对福建统治,清廷还实行“圈地”、“海禁”、“迁界”等一系列严厉措施,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以后才逐步调整政策,使经济复苏,并走向繁荣。

  明、清时期,福州农业生产更加多样化,手工业日益发达,出现“被及四方”的商品经济,明中叶以后,已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随着商业、造船业和航海事业的发展,福州港更成为明代海外贸易的中心(郑和下西洋),从而,大大促进了对外交流。

  明、清时期,福州在经济繁荣的同时,文化也十分发达。明代出现许多诗人,诗歌水平很高,到了清代诗歌仍很盛,只是诗风有了很大的改变;清代的书院颇为发达,并盛行刻书风气。

  鸦片战争爆发后,福州同全国一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打击。福州的英雄儿女和志士仁人,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近代工业的汽笛、马江海战的炮声、辛亥革命的风云,组成了近代福州一幕幕的历史篇章。

  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即鸦片战争爆发后两年,腐败的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根据这个条约,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从而成为大宗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由于商贸的发展,福州城区日渐扩大,出现了上杭、下杭、中亭等商家云集的街市。同时也出现了外国人聚居的仓山领事馆区。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福州成为中国四大茶市之首,进入商业繁荣时期。

  然而,福州城区的扩大,带来的仅是洋行林立、洋货满街的虚荣景象。其实质是:福州地区的白银大量外流;福州港由出超变成入超;正在复苏的农业、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航运业几乎被外国的洋船所垄断;民族工商业受到冲击;进而福州的城市经济倒退。同时,随着鸦片的输入,更严重摧残成千上万吸食鸦片者的身心健康,给福州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激起全国民众的极大愤慨,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19世纪末,福州的英雄儿女,为推翻封建统治进行不懈的斗争,许多人献出年轻的生命。

  中日甲午战争后,全国反清情绪日益高涨,革命运动此起彼伏。福州地区一些进步人士和革命知识分子充分认识到,要反对外来侵略者,改变中国人民被压迫、受奴役的悲惨命运,唯有以革命手段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统治,才是正确的出路。当时,福州藤山(今仓山区)成为革命者从事反清秘密活动的据点,中国同盟会在福州成立支部,各种革命秘密团体相继建立,涌现出许多立志推翻封建王朝的仁人志士。福州进步人士林白水、黄展云、方声洞等推行教育救国,共同创办福州蒙学堂。学校中有反清秘密组织“励志社”。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鼓舞了广大人民的革命信心,各省纷起响应。同年11月5日晚,福州革命党人推举彭寿松为福建同盟会会长、孙道仁为都督、许崇智为革命军总司令,并于11月9日拂晓向清军发起进攻,展开激烈巷战。清总督松寿见大势已去,吞金自尽。10日,革命军生擒清将军朴寿,毙于于山炼丹井旁,福州宣告光复。

  在“五四”爱国的影响下,福州人民反侵略、反压迫、求民主的精神高涨。民国八年(1919年)5月7日、24日,福州学生8000多人冲破重围,到日本驻福州领事馆前示威,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反帝口号。当年11月,日本驻闽总领事馆仇视福州人民反日斗争,出动“敢死队”在台江乘机挑衅,枪击学生乃至警兵,捣毁顺记洋菜馆,酿成“台江事件”,震动全国,迫使北洋军阀政府与日本政府提出交涉。历时一年多,中国政府终于取得对帝国主义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胜利。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4月1日,中国青年团福州支部成立。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年4月初,福州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福州地委成立。从此,领导,大力发动工人、农民,开展工运、农运;执行国共合作政策,协助改组;并从各方面努力,迎接北伐军进入福州。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4月,福州势力发动“四三”事变,地委主要负责人徐琛、方尔灏等先后被捕,英勇牺牲。从此,革命暂时转入低潮,中共和共青团进入地下斗争,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11月,日本炮舰“圆岛”号闯入闽江挑衅。日本帝国主义亡我

  中华之心已昭然若揭,但福建省政府采取媚日态度,且发布“特别戒令”,禁止反日宣传与集会。全市人民坚决抗议,纷纷起来反对日军入侵。日本飞机对福州城乡狂轰滥炸,对福州和平居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福州两度沦陷,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横行无忌,给福州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浩劫。福州各种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工农商学兵、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爱国官兵和海外侨胞,怀着拯救中华的爱国之心,以满腔热血,或投入后方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或奔赴前方杀敌,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福州人民的斗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烈历史增添了光荣的一页。

  民国二十二(公元1933年)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将领,在中国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在江西瑞金与中国工农红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同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内部反蒋抗日势力,发动“福建事变”。20日,十九路军官兵和福州农、工、商、学、妇女各界民众代表及20多个省、市代表数万人,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利宣言》。同月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正式成立。以后虽然遭到蒋介石的军事,但十九路军官兵和福州人民反侵略、反法西斯的精神鼓舞着全国人民。

  1949年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从东、西、北三面突入福州市内,并向南追击。7时许全市解放。夜晚,中国人民解放军露宿街头屋檐下,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全市居民、机关、单位予以保护,秋毫无犯。百姓敲锣打鼓上街慰劳解放军。在福州战役和解放平潭岛战斗中,福州地区中共组织和游击队密切配合解放军,侦察敌情,勘察地形,充当向导,截击南逃军,并发动群众,筹粮支前,抢修道路,为福州战役的胜利作出贡献。

  五次定都:无诸定冶城、闽国定都福州、南宋赵昰定行都、南明朱聿健定临时王都、中华共和国临时首都。

  六次建城:无诸建冶城、晋严高建子城、唐建罗城、梁建夹城、宋拓外城、明建府城。

  昙石山文化因昙石山古人类遗址而名。遗址位于福州市闽侯县甘蔗镇昙石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实物最多的史前古人类文化遗址。距今5000多年的昙石山文化,堪与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相媲美,并具有海洋文明独特而鲜明的特征。1954年发现昙石山文化遗址以来,已先后进行了9次考古挖掘,出土了被誉为“中华第一灯”的陶灯等一批重要文物。近年来,福建省、福州市高度重视昙石山文化的研究、挖掘与开发。2001年,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开馆。

  (1)中华第一灯,在125号墓葬中,出土时陶灯放在墓主人头顶,类似北京十三陵定陵中的“长明灯”,四五千年前的昙石山人使用如此精美的陶灯,堪称“中华第一灯”。

  (2)昙石山人颧骨, 137号墓主人为25岁左右的年轻女性,其中左侧颧骨分为上下两部分,下方颧骨块被称为“日本人骨”,现在日本人大部分有这块颧骨。可以证明,日本文化不

  (3)中国最早的上釉技术,在遗址殉狗坑旁的夯土祭祀台上,出土了一件原始瓷罐和四件原始瓷器。这些原始瓷器距今3000多年,都施有青绿色釉,是中国最早的上釉技术。

  (4)提线件陶簋,其中一件陶簋口沿造型为全国罕见。(簋,读作“诡”(Guǐ),是中国古代用于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也用作礼器,流行于商朝至东周)

  (5)殉葬男奴,在奴隶陪葬坑中,殉葬的男奴竖立坑中,粗壮的大腿骨和脚趾清晰可辨,显然是活埋时挣扎所致,反映了3000年前奴隶殉葬的残酷。

  (6)18件陶釜,陶釜相当于现代的砂锅。在131号夫妇合葬墓底下,发现了大小陶釜18件,在这全国新石器时代墓葬中绝无仅有,以此追溯沿江靠海的福州人有爱喝汤的饮食文化。

  船政文化指晚清福建船政兴办时期所形成的思想文化成果。1866年创办于福州马尾的福建船政,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和中国近代工业、科技、高等教育的发源地。

  马尾船政在其兴办的40多年里,开展了建船厂、造兵舰、制飞机、办学堂、引人才、派学童出洋留学等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活动,推动了近代中国造船、冶金、电信、铁路、飞机制造等新式工业的诞生与发展,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53个之最,并在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留下了丰硕的思想文化成果。

  作为当时远东最大的工业基地尤其是造船基地,福建船政是中国自制的第一艘铁壳舰船、第一架水上飞机的诞生地。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所专业技术高等学府和海军学校,福建船政学堂培养了严复、叶祖珪、邓世昌、刘步蟾、魏瀚、萨镇冰、陈季同、王寿昌、詹天佑等一大批精英人才,引领近代中国海军和工业、科技、教育发展。船政文化所展现的开放、革新、图存、自强的优秀精神,既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瑰宝,更是福州人民引以为豪的历史骄傲。2005年,中国船政文化主题公园全面建成开放,马尾船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荣获了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2006年,福建马尾造船历史陈列馆开馆。当前,福州市还正积极建设马尾船政文化城等项目,进一步推进马尾船政文化的保护与开发。

  三坊七巷文化源于福州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三坊七巷”座落于福州市中心城区(鼓楼区),是从南后街两旁从北至南依次排列的坊巷总称。总占地面积38.35公顷,向西三片称“坊”,向东七条称“巷”,自北而南依次为:“三坊”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七巷”杨桥巷、郎官巷、安民巷、黄巷、塔巷、宫巷、吉庇巷。从2006年开始以来,福建省、福州市投资45亿元保护修复三坊七巷,并聘请全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罗哲文教授等8位专家为顾问,并制定行之有效的保护规划。2009年6月12日三坊七巷以最高票获选首批“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区”,2012年2月9日被评为国家4A旅游景区。(三坊七巷最早发迹于西晋308年,建筑格局形成于唐天复元年901年,繁荣于明清)

  三坊七巷,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大型历史名街区之一,历经千余年来,仍基本保留着唐宋遗留下来的坊巷格局,这在全国范围内极为罕见,被“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

  三坊七巷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民国建筑计159座、历史保护古建筑131处,其中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3处,整个建筑群被国家文物局定义为整体性涉台文物建筑群,共有26处古迹被列入国家文物局涉台文物目录。文保单位众多,集中程度堪称全国唯一,被我国建筑界誉为“明清建筑博物馆”。

  三坊七巷自晋、唐代形成起,便是贵族和士大夫的聚居地,清至民国走向辉煌,他们在三坊七巷演绎着自己别样的人生。先后走出历代名人达450多位,仅晚清至民国初年,就走出了如林则徐、严复、林觉民、林旭、冰心、林徽因、沈葆桢、陈宝琛等大量对中国近代史进程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100多位,被誉为“历代名人聚居地”,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jì]翔精辟

  三坊七巷还是闽都文化彰显地,闽剧、评话、尺唱、十番音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书场、裱褙等书香文化艺术;福州三宝、寿山石雕刻、软木画等传统工艺;灯市、塔市、花市等民俗文化;芋泥、肉松、肉燕、鱼丸等饮食文化等都能在三坊七巷得到体现。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三坊七巷已成为福州城市精神集结地、福州名贤文化纪念地、福州传统商业文化传承地、福州民俗文化展示地。

  “三坊七巷”是福州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最重要的标志,是闽都文化象征、福州城市文脉所在。

  寿山石学名叶腊石,因产自福州市晋安区北郊的寿山村而得名,它形成于一亿五年前的地质中生代,当时的寿山村一带发生了剧烈的地壳变化,形成了火山喷发,伴随火山喷发的岩浆注入到地缝中,包裹着叶腊石,岩浆中的酸性气体不断地与叶腊石发生了化学反应,久而久之,叶腊石就变化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寿山石。寿山石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但品种丰富,达100多种,

  寿山石的开采和利用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寿山石雕刻历史悠久、渊远流长,自唐朝开始就有寿山石雕作坊,到了清朝,福州寿山石雕鼎盛,形成了多支艺术风格各异的流派,被中外艺术界、收藏家推崇为中国之“国宝”,在国石评选中,名列首位。1996年福州寿山石雕三件作品入选马达加斯加国家邮票,1997年国家邮电部发行了清朝乾隆御用的“田黄三链章”小型章一枚与其它四件寿山石珍品五枚一套邮票。2001年,福州市晋安区作为寿山石的产地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寿山石民间艺术之乡”称号。

  寿山石文化以寿山石雕为载体。寿山石是上等雕刻彩石,因其色彩斑斓、温润如玉、晶莹剔透,素有“石之君子”、“国之瑰宝”的美誉,寿山田黄石被誉为“石帝”、“石中之王”。寿山石雕是福州传统工艺“三宝”之一,讲求“相石取巧、因材施艺”,融汇中国诗歌、书法、绘画等艺术精华,蕴含儒、释、道等传统思想精髓,具有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浓郁的福州地方特色。“以石会友”、“以石结缘”,也是寿山石文化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寿山石文化还架起了海内外尤其是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同根同源的台湾同胞、海外侨胞视寿山石为故土之宝、爱不释手,寿山石收藏和寿山石文化研究的热潮正日益在海内外兴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寿山石被指定成为国家礼品。

  福州是中国温泉之都,为全国三大温泉区之一,它跟陕西西安、广东从化温泉最大的区别在于:福州的温泉大面积集中于市中心。这在国内外大中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

  福州的温泉有四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泉脉广,市中心方圆9平方公里的地下都在温泉;二是埋藏浅,水压大,温泉出涌口大多离地面只有40~65米,而涌水量达每秒0.5~1升,钻孔涌水量可达每日900吨,不必像其他地方要打井深达百米到近千米才能打出温泉水;三是温度高,福州的温泉水温,一般在40~60℃,最高可达98℃;四是水质纯净,无色无味,泉水含丰富的矿物质,对治疗肥胖症、风湿关节炎、糖尿病、牛皮癣等疗效甚佳。(重庆温泉:因为是山城特质,潜藏较深,钻井到超过千米的地下挖掘温泉,特点是开发比较成熟;天津虽然浅层地热能量非常丰富,但温泉年开采量为2600万m3,温泉开采量不如福州,且温泉带未贯穿CBD区域。)

  福州温泉开发始于晋代,迄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堪称温泉古都,福州是全国第一个集中供热、温泉入户的城市,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温泉志》,出台了中国第一部温泉保护和利用地方法规。

  “非福人不能来福地,有龙脉才会有温泉”,清代著名经学家陈寿祺为福龙澡堂题写的这副楹联正是福州温泉的最好写照。

  2010年福州被国土资源部评为首批“中国温泉之都”,清代著名经学家陈寿祺更是如此吟咏

  福州温泉:“非福人不能来福地,有龙脉才会有龙泉。”从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民工开凿人工运河发现温泉并用石头围筑成池供作沐浴开始,千百年来,温泉一直是福州城市文化传承的载体,已深深地融入到民俗民风之中,成了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这一点,从目前福州城乡地区现存的一些地名上也可见一斑。诸如“温泉路”、“ 温泉支路”、“树汤路”、“玉泉路”、“金泉路”、“汤井”、“金汤”、“汤门”等与温泉有关的地名,还依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纪念着曾经的辉煌。

  福州民风淳朴、文化昌盛、人杰地灵、贤才辈出,素有“海滨邹鲁”的美誉。邹,是孟子的故乡;鲁,是孔子的故乡。邹鲁两字连用,指文化昌盛之地。唐代韩愈曾称道:“闽越有长才、秀民通文书,与上国齿”,认为当时福州的文化水准可与京都长安相媲美;宋代福州开设的巢经楼是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石鼓书院与庐山白麓、衡山岳麓、南京应天等三大书院齐名,被称为海内四大书院之一。“路逢十客九青矜,半是同袍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从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中可以看出,福州文化教育的昌盛,正因如此,福州在历史的舞台上出过众多的名人志士。 闽越有才,左海为盛。从隋唐开创科举制开始到清末废除科举制,福州共出过19名文状元,7名武状元,4073名进士(宋代进士2247名),曾出现“一榜三鼎甲”( 宋嘉定元年)、“三科三状元”( 宋乾道二年至八年)、明代“三代五尚书”、“七科八进士”、清代“五子登科”、“六子科甲”等科举盛况。

  福州近现代名人辈出,宋代以来文化教育兴盛,是产生进士(4100多人)、状元(31人)和“两院”院士(67人)最多的城市之一。宋、明、清3个朝代,福州籍进士就达3632人,其中状元7人,位居全国各州府的前列。福州又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从清朝到民国先后13任海军总长、次长、总司令为福州人囊括。

  【中国科举考试】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西晋末年,中原战乱不止,豪门仕宦举族入闽。其中突出的有西晋永嘉年间(307—313),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八大姓家族,史称“衣冠南渡”,现位于三坊七巷的黄巷就是当年中原黄姓避乱入闽,落户巷内而得名。福州古代教育便肇始于两晋。

  唐末,福州有李椅、常衮二次著名的兴学活动,使福州学校教育初步开始兴盛。大文学家韩愈称赞福州教育不亚于长安。五代后梁时,闽王王审知在福州置四门学(经、史、哲、文),“以教闽士之秀者”。设“招贤院”,招聘北方入闽避乱的名士。福州教育得到一次难得的独立发展的机会。现位于庆城寺东侧的闽王祠就是王审知府第旧址。

  宋代福州文化达到鼎盛时期,教育也进入繁荣阶段。那时官学普遍设立,书院大量涌现,学塾、家塾、义学、书社、乡学也很多。而宋代福州书院的兴盛,与朱熹在福州的讲学和办学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朱熹曾在福州的三山书院、濂江书院和竹林书院讲过学。

  宋代进士2247名,出现“一榜三鼎甲”、“三科三状元”,堪称中国科举绝无仅有的罕事(注:福州历代状元26名,文状元19名,武状元7名;进士3632名)。

  “一榜三鼎甲”: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该科状元郑性之(侯官人),榜眼孙德舆[yú](福清人),探花黄桂(侯官人)全是福州人。

  “三科三状元”:福州属县永福(今永泰县)萧国梁、郑侨、黄定三人于宋乾道二年、五年、八年连连高中状元,以“一县七里三状元”打破科举史记录,轰动朝野,为后人留下“三元及第”的美谈。

  明代,福州顺应当时文教政策,教育方面获得较快的发展。明代在位于圣庙路的文庙内建大成殿,扩大福州学府。明代福州有社学18所,为全国所少见。清初,福州教育陷于停滞。康熙即位后,福州教育逐步恢复与发展。鸦片战争后,福州古代封建教育衰亡。明代进士654名,清代进士723名。明代出现“三代五尚书”、“七科八进士”,清代出现“五子登科”、“六子科甲”等科举盛况。

  “三代五尚书”、“七科八进士”:福州林瀚尚书家族曾经诞生过“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并活跃于明朝政坛140年,这在明朝277年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中国科举制度史上也是一个奇迹。林瀚及其子孙庭、庭机、燫、烃为“三代五尚书”,而且瀚、机、燫连续3代任北京国子监祭酒。《明史》说:“三世为祭酒,前所未有也。”

  “五子登科”:宋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福州永泰人张肩孟登进士后,其五子相继登科。长子张励,于宋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登进士;次子张面力,于宋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登进士;三子张责力,熙宁丙辰文武两举,太学博士;四子张劝,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进士;五子张动,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进士。五子同朝,俱为显宦,清正廉洁,时有“丹桂五枝芳”之语,流传至今。

  曾晖春(1770-1853)谱名为城,字霁峰,号梅仙。嘉庆六年(1801年)进士,历任国子监学正、江西新建等地知县、江西义宁州知州。他有五个儿子,两个考中举人,三个考中进士。长子曾元基,道光十五年(1835年)举人;次子曾元炳,道光九年(1829年)进士;三子曾元海,道光二年(1822年)进士;四子曾元燮,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五子曾元澄,道光十一年(1831年)举人。曾家四代连续出了七

  个进士。除了曾晖春、曾元炳、曾元海、曾元燮父子四个外;曾晖春孙、曾元炳长子曾兆鳌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进士;曾兆鳌的长子曾宗彦为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曾元澄长孙曾福谦为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

  郭阶三(1778-1856)谱名世敦,号介平。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举人。历连城、同安县学教谕。他有五个儿子,四个是举人,一个是进士。长子郭柏心,道光十二年(1832年)举人;次子郭柏荫,道光十二年进士;三子郭柏蔚,道光十四年(1834年)举人;四子郭柏苍,道光二十年(1840年)举人;五子郭柏芗,咸丰元年(1851年)举人。郭家四代连续出了六个进士。这六个进士是郭柏荫;郭柏荫四子郭传昌,光绪二十年(1894年)进士;郭柏荫孙子、郭式昌的长子郭曾炘,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郭式昌次子郭曾凖,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郭式昌三子郭曾程,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郭曾炘长子郭则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士。

  “六子科甲”:福州螺洲陈承裘有七子,除第五子夭折外,剩下六个皆登科第,其中三个举人、三个进士。长子陈宝琛为清末重臣,13岁中秀才,18岁中举人,21岁成进士。

  福州近代教育也久负盛名,培养出了禁毒英雄林则徐、船政之父沈葆祯、思想家严复、翻译家林舒、作家冰心、建筑家林微因、文学家庐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二七烈士林祥谦、民国主席林森等一大批名人。

  福州还是中国著名的才女之乡。福州历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知名的女志士、女文人。尤其是近代史上的“三大才女”更是蜚声海内外,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师、文坛祖母、世纪老人冰心,二是中国近代著名建筑家、新月派诗人林徽因,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庐隐。

  福州还是科学家的“摇篮”,素有“院士之乡”的美誉,目前中国“两院”院士中福州籍院士已知有70位左右,如化学家侯德榜、数字学陈景润、历史学家邓拓、天文学家张钰哲、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等,福州的院士人数居全国各城市前列。(1955年至今,科学院有1100位左右,工程院650位左右)

  1991年,国家对近现代中国杰出专家学者所作的统计中,福州籍53人,中科院福州籍的学部委员、院士47人,均列中国各城市的前茅。截至2010年11月以前,福建籍及在福建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达133人(其中,严恺、闵桂荣为两院院士),居全国第三位,位列江浙之后。

  同时,福州还是中国海员的故乡,是近代海军的发祥地,福州有着1000多户海军世家,从清末到民国的13任海军总长、次长均有福州人。如萨镇冰、陈绍宽、刘冠雄、陈季良等。

  福州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汇集地,这方水土地灵人杰,俊采星驰,“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名人灿若繁星,作出开创性成就而成为“中国第一人”。他们集中反映了福州人民的聪明智慧和拼搏创造,为桑梓争光添辉。

  无诸(约生于战国晚期,卒于汉初),汉闽越王,姓驺氏,为越王勾践后裔,移居闽地,成为闽越王。无诸仿效中原,于现今福州的冶山之麓筑城建都号“冶城”,这是福州建城的开始。从此,改变闽越族人长期栖处于山谷丛林之中的状况,为社会进步奠定基础。无诸推广铁器,使冶炼业得以发展。由于他创建冶城,开辟闽疆,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闽越族的第一个卓著人物。历代建有闽越王庙奉祀,俗称“大庙”、“祖庙”、“无诸庙”。

  董奉(约220年—280年),侯官(今福州长乐市)人,少时治医学,医术高明,与后汉三国时期的南阳张仲景、谯郡华佗齐名,并称“建安三神医”。

  董奉从小钻研很多古代有关医药方面的知识,采集各种树木花草加以研究实验,根据药物的颜色、气味和产生的季节、地方等,分别种类、性质,再参考古书记载和经验,通过对家禽、牲畜的试验中获得丰富的医药知识,也发明了很多古代所没有的病源、医理。他年轻时经常到处云旅,行医施赈,特别是在浙江、江西、广东、广西和越南等处往来。

  董奉不但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他给人看病不收诊费,病家在医好后送他的礼物都被谢绝,对所治愈病人只求在其住宅周围种植杏树,以示报答,重病者种五棵,轻病者种一棵。

  于是,几年后杏林满山,故人们便以“杏林春暖” 、“誉满杏林”来赞誉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名医,唤中医为“杏林”。据载今江西九江董氏原行医处仍有杏林。至今,在长乐有一座山就被称为董奉山,而在福州的茶亭街河上村,则有一座明代的救生堂,均为纪念董奉。

  严高(生卒年待考),琅琊(今山东临沂人)。晋太康三年(公元282)设晋安郡,严高首任太守。他认为冶城城邑过于隘小,不足聚众,难作郡治,决定迁城,改就越王山(今屏山)南面另建新城于城中置郡署,名为子城(晋安郡城)。因建城取土而疏浚西湖与东湖,汇集西北诸溪水,导通于江海,可灌溉良田数万亩。严高还主持开凿冶山南麓水渠,以行舟楫,便利内河交通。

  常衮(公元729年—783年),字夷甫,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状元,福建观察史。常衮注重教育,增设乡校,亲自讲授,闽地文风为之一振。唐建中四年(公元755年)死于任上,享年五十五岁,追赠为尚书左仆射。常衮性清高孤傲,不妄交游。为政苛细崇尚节俭,反对腐败。有文集十卷、诏集六十卷行世。《全唐诗》存其诗九首。福州百姓为他立祠,春秋致祭。

  义存(公元822—908年),俗姓曾,南安县人,12岁出家莆田玉涧寺,法号义存。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下诏废除佛寺,令僧尼还俗。义存隐居于福州北峰芙蓉山延庆院。唐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唐宣宗诏复僧寺,义存往幽州(今河北省)宝刹寺受具足戒。回福州后,义存仍居芙蓉山石室(今称芙蓉洞)。唐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择侯官雪峰建寺庙,历时五载,于唐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建成当时闽中规模最大的佛寺,有“东南丛林第一”之称,朝廷赐额为“雪峰应天禅院”,并赐义存以“真觉大师”称号。义存门下高僧辈出,鼓山涌泉寺开山祖师神晏、怡山长庆寺中兴祖师慧稜,以及被称为“扣冰古佛”的藻光都是义存门徒。义存著有《雪峰清规》、《雪峰语录》、《雪峰遗戒》传世。

  王审知(公元862—925年),字信通,又字详卿,祖籍琅琊(今属山东省),移家光州固始(今河南)。他不仅“知五典”,还精通“韬略之术”,20岁开始从军。唐中和元年(公元881年),随王绪渡江南下进入福建,“竹林兵变”后,奉长兄王潮为帅。唐景福元年(公元892年),王审知奉兄长之命,率军攻打福州,于唐景福二年(公元893年)攻下福州,平定全闽。唐乾宁四年(公元897年)冬,王潮病逝,王审知继位,先是暂称福建留后,继而受唐朝廷欶封为威武军节度使、福建观察使,并累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封为琅琊郡王。唐亡后,他向后梁进表纳贡。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朱温加授王审知为中书令、福州大都督府长史;同年四月,又封他为闽王。因而后世多称其为“闽王”或“开闽王”。王审知卒于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十二月,时年64岁,谥号忠懿。

  王审知“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实行保境安民政策,向后梁称臣纳贡,并与南汉、吴越的地方割据势力缔姻结好。王审知整顿吏治,用人唯贤,重用不受馈赠的贾郁、重视农业的颜仁郁及黄滔等人。当时在外地任职的翁承赞、王倓、徐寅等纷纷来归,审知都予以礼用。王审知还在福州大兴“四门学”,以教闽士之秀者;又在各地广设庠序,搜集整理文献,使闽中文教事业得到发展。王审知重视发展农业生产,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鼓励垦荒,围垦造田,扩大耕地面积;又兴修水利,扩浚福州西湖、福清祭苗墩海堤、长乐海堤、连江东湖等;鼓励农民种茶,每年输出茶叶五六万斤,福州鼓山的茶叶还被列为贡品。他重视商业、外贸,开辟福州的外港——甘棠港,使福州成为东南地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王审知还撤除关卡,免除苛税,由是贸易额扩大,财政收入增加,人民生活相对安定。王审知两度扩大福州城池。唐天复元年公元901年),于小城外加筑城墙,称为“罗城”。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筑南北夹城,谓之“南北月城”,面积比旧城扩大七倍多。王审知笃信佛教,主政时兴建或修复的

  黄璞(公元867年—?年),字德温、绍山,自号雾居子,侯官(今福州)人,与欧阳詹齐名,擅长诗歌,传诵一时。唐大顺二年(公元891年),黄璞登进士第,调尚衣监主簿;唐乾宁初年,任崇文阁校书郎。唐昭宗时,杜门不仕。唐末黄巢攻克福州,过黄巷黄璞家时,下令:“此儒者也,灭炬弗焚。”于是,其部灭炬勒兵而去。有《雾居子》、《闽川名士传》及文集20卷传世。

  张伯玉(公元1003年—约1068年),字公达,建安(今建瓯市)人。北宋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登进士第,以后又登书判拔萃科。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张伯玉移知福州,即令编户浚沟七尺,植榕绿化。数年后,“绿荫满城,暑不张盖”。张伯玉植榕声名盛极一时。张伯玉多学而博识,文章为曾巩叹服。他嗜酒善诗,有“张百杯”、“张百篇”之号。

  陈烈(公元1012年—1087年),字季慈,号季甫,侯官(今闽侯县南镇)人。陈烈品行端正,动静皆依古礼,即使对待童仆亦如宾客,凡民间办理婚、冠、丧、祭诸典,都要向他请教,博学如陈襄、刘彝等也都向他求教,其门下学生常常有数百人之多,与陈襄、郑穆、周希孟被时人称为“海滨四先生”。民间传说,当时州太守某(传是刘瑾)于正月十五夜,令民间点灯七盏,陈烈作大灯丈余,并在灯上书诗一首:“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太守见此诗,乃令罢灯

  程师孟(公元1015年—1092年),苏州吴县人,宋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进士;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九月,以光禄卿出为福州知府。第二年,程师孟修建子城城墙,并扩建其西南隅;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他在庙学内建厅舍,州学教授有厅自此始。程师孟又在乌石山建道山亭,请文学家曾巩作《道山亭记》。程师孟提倡植榕,绿化福州,还留下不少诗作及众多题词,如“霹雳岩”、“天章台”、“冲天台”、“光禄吟台”、“宿猿洞”等题刻。福州人民为程师孟建生祠于乌石山千福寺,在祠旁立石碑,镌刻他的诗作。他著有《奏稿》一卷,《续会稽掇英录》二十卷、《广平奏议》十五卷、《诗集》二十卷、《长乐集》一卷,均佚。

  许将(约公元1037年—1111年),祖籍闽清,迁居闽县(今福州市区)。宋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许将以进士第一人及第,为福州地区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任知制诰。辽国以20万大军进逼代州(今山西代县),要求议定疆界。神宗命许将为使北上谈判。许将挫败辽国种种诘难,回朝复命,升知审官西院、直学士院、判尚书兵部。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徽宗即位,许将以拥立之功,进门下侍郎、金紫光禄大夫;又以抚定鄯、廊二州,收复河湟之功,升特进,后被劾,降为资政殿大学士,出知河南府;再降为资政殿学士,知颖昌府、大名府。不久,许将加观文殿学士、奉国军节度使;宋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召为祐神观使,同年病逝,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文定”。

  陈振龙(公元1543年—1619年),长乐县人,年未二十中秀才,后乡试不第,遂弃儒从商,到吕宋岛(今菲律宾)经商。陈振龙见当地种有朱薯,耐旱易活,生熟都可食,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便不顾西班牙政府不许朱薯出口的禁令,将薯藤绞入吸水绳中,渡海带回福州培植。

  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闽中大旱,五谷欠收,陈振龙让其子陈经纶向巡抚金学曾呈报吕宋种植朱薯之利。金学曾令其觅地试种。陈振龙父子即依照土人传授种植之法,在达道铺纱帽池舍旁空地试种。4个月后,朱薯子母钩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可以充饥。金学曾遂通令各地如法栽种,大获丰收,闽中饥荒得以缓解。金在陈经纶所献《种薯

  传授法则》基础上,写成中国第一部薯类专著《海外新传》。闽人感念金学曾之功,将朱薯改名金薯,又因来自“番国”,俗称番薯,并在福州、福清等地建报功祠,专祀金学曾和陈振龙。陈振龙五世孙陈世元又撰《金薯传习录》传世。清代,金薯种植推广到全国各地。道光年间,福州人何则贤在乌石山建“先薯亭”以为纪念。

  翁正春(公元1553年—1626年),字兆震,侯官县(今福州)人,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举人,任延平府教授,转龙溪教谕;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历春坊中允,主顺天乡试,进庶子,擢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翁正春知贡举,升礼部左侍郎,主持部事,充日讲官。他上“清君心,遵祖制,振国纪,信臣下,重贤才,慎财用,惜民命,重边防”八箴,皇帝不予采纳;后又上疏议科场舞弊,反被劾徇私,奏请辞职,不许。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翁正春改吏部左侍郎,詹事府日讲官;再以母老侍养告归。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起为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实录副总裁。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左副都御史杨涟疏劾魏忠贤,翁正春亦上疏揭发,被诘责,遭魏忠贤报复,再次疏请辞归,获准,加太子少保,赐传车回里,卒谥“文简”。著有《南宫奏疏》及《青阳集》传世。

  流传福州洪塘一带的“状元无子翁正春”之谣,说他是负心汉,一生无子嗣。但经一些学者考证,史上的状元翁正春操守清正,刚直不阿,敢与魏忠贤等人拍案交锋。

  叶向高(公元1559年—1627年),字进卿,号台山,福清人,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进士,授庶吉士,进编修,升为南京国子监司业,改左中允,后被召为左庶子,充皇长子侍班官。不久,叶向高又升任南京礼部右侍郎,后改任吏部右侍郎;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妖书《续忧危蛇议》”一案兴起后,他上书首辅沈一贯,力请不要株连无辜,引起沈一贯的不满,因此受沈抑制,以致他九年未得升迁。沈一贯罢职后,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五月叶向高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宰辅。次年,首辅朱赓病死,他升为首辅,独掌内阁8年,加上后来泰昌、天启间5年,人称“独相十三载”。

  沈绍安(公元1767年—1835年),字仲康,侯官县(今福州)人。沈绍安少为油漆匠,在福州杨桥路双抛桥附近开漆器店,以油漆加工为业,并制售漆筷、漆碗、神主木牌等小商品。为了迎合官场应酬及男婚女嫁需要,创制脱胎漆器。脱胎漆器曾参加日、法、加拿大等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并获重奖。

  陈寿祺(公元1771年—1834年),字恭甫,号左海,晚号隐屏山人,福建侯官人闽县(今福州)人,清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进士。他应浙江巡抚阮元之聘,主讲敷文书院,编修《海塘志》,后主泉州清源书院10年。清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再主鳌峰书院10年。陈寿祺参与修浚东、西湖,倡修旧贡院。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他联合士绅请将黄道周从祀孔庙,刊印《黄忠端集》。清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陈寿祺倡修《福建通志》并任总纂。自撰《形势》、《山川》二门和《儒林》、《文苑》后传。陈寿祺初治宋明理学,后专汉学,以汉学治经,为清代经学名家。陈寿祺诗文沈博绝丽,有六朝、三唐风格。著有《左海文集》十卷,《左海骈体文》三卷,《绛趺堂诗集》六卷,《东粤儒林文苑后传》二卷,《东观存稿》一卷,及解经之书多种,均《清史列传》并传于世。

  梁章钜(公元1775年—1849年),字茝中、闳林,号茝邻,晚年自号退庵,祖籍长乐,后迁居福州。他生长在明清以来“书香世业”之家,“幼而颖悟”,四岁从母开蒙读书,九岁能诗,并博览群书,立志著作,二十岁中举人,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中进士。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梁章钜开始任礼部主事,清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考选军机京章,清道

  光元年(公元1821年)升为礼部员外郎,任大清通礼馆、内廷方略馆编修。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江淮大水灾,难民沿江聚集苏南,日达万人。他率属捐廉募款,一面派船护送,一面设厂留养,自捐给难民棉衣万件,终将难民全部资送北返。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他授甘肃布政使;次年,升广西巡抚兼署学政。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梁章钜上疏主张重治鸦片囤贩之地,强调“行法必自官始”;积极配合林则徐禁烟,严令梧州、浔州官员捉拿烟贩,采取10家连保法,杜绝复种罂粟。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上疏抨击琦善在广东“开门揖盗”,歌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第一个向朝廷提出以“收香港为首务”。同年,梁章钜调任江苏巡抚,带兵到上海会同江南提督陈化成部署抗英,组织宝山、上海、川沙、太仓、南汇、嘉定等地兴办团练,严密设防,使英军未敢妄动。同年八月,他署理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梁章钜病逝。他50余年著作不辍,为清代各省督抚中著述最多者。计有《经尘》、《夏小正通释》、《论语集注旁证》、《孟子集注旁证》、《文选旁证》、《三国志旁证》、《制义丛话》、《楹联丛话》、《枢垣纪略》、《退庵随笔》、《归田琐记》、《浪迹丛谈》、《清书录》、《称谓录》、《南省公余录》、《金石书画题跋》、《藤花吟馆诗钞》、《梁氏诗存》等七十余种。

  林则徐(1785年—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石磷,谥号文忠,晚号竢村老人、竢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清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进士。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林则徐擢升江苏巡抚,曾两度署理两江总督,博得百姓爱戴。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十一月,他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翌年初,林则徐查办包庇鸦片走私官员,传谕外商限期缴烟。以英国为主的外国鸦片商人拒缴鸦片,林则徐宣布封舱,暂停贸易,派兵包围商馆,迫使义律缴出鸦片19187箱又2119袋,共重1188吨,在虎门海滩全部销毁。震动世界、彪炳史册的“虎门销烟”,掀开了近现代炎黄子孙反抗外国殖民侵略波澜壮阔的第一页,树立了国际禁毒史上的第一块丰碑。

  林则徐注意了解和研究外国,翻译编辑《四洲志》、《华事夷言》、《各国律例》等,是中国“放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一生为官40年,历十四省,被誉为“六任封疆帅,千秋社稷臣”。他“经世自励”,廉洁奉公;又重视水利事业,救灾赈民。他最大的功绩是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虎门销烟,指挥了抗英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者。同时,他编译《四洲志》等外文书籍、资料,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

  沈葆桢(公元1820年—1879年),榜名振宗,字幼丹、翰宇,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进士,福建侯官(今福州市区)人。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沈葆桢升江西巡抚,兼办广信粮台;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九月,捕获洪天贵福(洪秀全之子),受到清廷重赏。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设船政学堂,造就一大批科技人才和海军骨干。

  沈葆桢是清代洋务运动重要人物之一,首任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创办的福建船政,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基地,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和专业技术高等学府,奠定了近代中国海军和工业、科技、高等教育的基础。沈葆桢提出“船政之根本,在于学堂”,他培养出的船政学堂精英,撑起了近代中国革新、自强的脊梁。

  陈宝琛(公元1848年—1935年),字伯潜,号弢庵,闽县(今福州市区)人。清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陈宝琛修葺先祖“赐书楼”,构筑“沧趣楼”。自此,他闭门读书、赋诗、写字。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陈宝琛任鳌峰书院山长,以“培人才,广教育”为职志,曾倡设东文学堂、师范学堂、政法学堂、商业学堂。他主持高等学堂时,派法、政、商、工、农等科学生留学日本。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闽、浙、皖、赣四省拟自筑铁路,商部奏派陈宝琛任福建铁路总办。陈宝琛到南洋爪哇、槟榔屿、吉隆坡、万

  隆、三宝垅等地,向华侨筹募路款,建成福建省第一条铁路——漳厦铁路。首发为“戊戌六君子”昭雪之议,奏请降旨褒扬。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陈宝琛追随溥仪;翌年,命修《德宗实录》。民国十年(公元1922)后,他修成《德宗本纪》,溥仪授予“太傅”衔。民国十二年(公元1924年),陈宝琛引荐郑孝胥入宫。民国十四年(公元1926年),溥仪至天津,陈宝琛亦移居天津随侍。“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决意复辟,密赴东北。陈宝琛赶赴旅顺劝阻,溥仪不从,日本派人挟持陈宝琛返天津。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后,溥仪在日本扶持下成立伪满洲国。陈宝琛专程赴长春探望溥仪,呈密摺劝溥仪迷途当醒,后病逝于天津。溥仪伪谥“文忠”。著有《奏稿》与《沧趣楼诗文集》行世。

  黄乃裳(1849年—1924年),字绂丞,又名玖美、慕华,闽清县人,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举人。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他与沙捞越王签订垦约,以“港主”身份承包土地垦殖权。黄乃裳把诗巫垦场称为“新福州”,前后招乡人3批1600人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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