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欢迎来到现金彩票网!
当前位置:幸运彩票注册 > 唱盘刽子手 >

TXT下载此书 书籍信息

发布时间:2019-04-26 08:42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写诗写久了总被人家斜眼,后来开始写散文似乎才得到宽恕。我堂妹事先声明:“你的诗集就免了,等散文集出来再送我。”写诗的因诗歌的异端而受牵连,被认为神经有毛病;写散文的知书达理秉公天下,活得堂堂正正。

  中国是个现在进行时的散文大国,那浩浩荡荡的报纸专栏休闲杂志文化网站所造就的散文作家,何止千万。要说散文比较符合我们的国情,和广阔天地人口密度信息交流民族性格有关,和商业化有关。四川的茶馆是散文,北京的出租车是散文;学府师爷的宏论是散文,白领小姐的手机短信息也是散文。

  我小学写作文,常得到董静波老师的好评,并拿到班上宣读。记得当时我的心砰砰乱跳。那是一种公开发表的初级阶段,甚至可以说,董老师是我的第一位编辑与出版者。近半个世纪后,我去看望董老师,她身体尚好,但由于腿脚不便终日卧床。我带去了我的台湾版的散文集。她眼镜后面那慈祥的笑容如旧。我象一个夕阳中的孩子,惶恐而温暖。

  散文往往是中年心态的折射,与荷尔蒙、血压及心跳速度等生理因素有关。就象一个下山的人,需要调节呼吸,放慢步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怀旧在所难免,那是对气喘嘘嘘的爬山过程的回顾,对山的高度以及风险的再认识。

  散文与漂泊之间,按时髦说法,有一种互文关系:散文是在文字中的漂泊,而漂泊是地理与社会意义上的书写。自1989年到1993年四年内,我住过七个国家,搬了15次家。这就是一种散文语境。这些日子你都去哪儿了?干了什么?这是诗歌交待不清的。“我在语言中漂流,死亡的乐器充满了冰。”(《二月》)“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背景》)诗歌最多能点睛,而不能画龙,画龙非得靠只鳞片爪的勾勒连缀才成。

  我是因为生计开始写散文的,茫然中动笔,稀里糊涂写到第六篇《艾伦·金斯堡》,得到李陀的赞许,为之一振。那是我散文写作的起点。金斯堡这个“跨掉一代”之父,在生活中是个挺好玩的怪人,恣意妄为,我行我素,完全没被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政治正确”匡正。我跟他1984年相识,萍水相逢而已,若没有后来的漂泊,就不可能成为朋友。意犹未尽,在他逝世周年,我又写了《诗人之死》,文章是这样结尾的:“诗人之死,并没为这大地增加或减少什么,虽然他的墓碑有碍观瞻,虽然他的书构成污染,虽然他的精神沙砾影响那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

  正是由于漂泊,我结识了施耐德、帕斯、特朗斯特罗姆、布莱顿巴赫等其他国际知名作家,也结识了象芥末和于泳这样随风浪沉浮的小人物。孟悦在台湾版《午夜之门》的序言中写道:“细揣摩,这亲切的特殊之处来自那种流浪者与流浪者的相伴相随。也就是说,书写流浪者故事的过程成为一种与之为伴、与之相随、同饮同行的过程。”

  我得感谢这些年的漂泊,使我远离中心,脱离浮躁,让生命真正沉潜下来。在北欧的漫漫长夜,我一次次陷入绝望,默默祈祷,为了此刻也为了来生,为了战胜内心的软弱。我在一次采访中说过:“漂泊是穿越虚无的没有终点的旅行。”经历无边的虚无才知道存在有限的意义。

  我女儿田田在这本书里扮演了个重要角色,虽然她并不常出现。她既是我漂泊之舟的锚,又是推动我写作的潜在读者。我有时给她读一些片断,她的中文正在退步,似懂非懂。但我相信有一天她会终有所悟。我想给她讲一些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其中有历史面具上一个人的泪,有权力破碎的神话及其敌人;而我们会超越这一切在延伸到国家以外的道路上,有我和她,还有很多人。

  提起艾伦·金斯堡,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这位美国的“垮掉一代”之父,自五十年代因朗诵他的长诗《嚎叫》一举成名,成为反主流文化的英雄。他在六十到七十年代席卷美国的反越战抗议浪潮和左翼造反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这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就会像一本缺页的书,难以卒读。

  我和艾伦是一九八三年认识的,当时他随美国作家代表团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在我的英译者杜博妮的安排下,我们在他下榻的旅馆见面,在场的还有他的亲密战友盖瑞·施耐德(Gary Snyder)。我对那次见面的印象并不太好:他们对中国的当代诗歌所知甚少,让他们感兴趣的似乎只是我的异类色彩。

  再次见到艾伦是五年以后,我到纽约参加由他组织的中国诗歌节。刚到艾伦就请我和我妻子邵飞在一家日本餐馆吃晚饭。作陪的一位中国朋友用中文对我说:“宰他丫的,这个犹太小器鬼。”我不知他和艾伦有什么过节。对我,艾伦彬彬有礼,慷慨付账,并送给我一条二手的领带作纪念。但在席间他明显地忽视了邵飞。都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谁也没在意。赞助那次诗歌节的是纽约的袜子大王——一个肥胖而傲慢的老女人,动作迟缓,但挺有派头。据说艾伦的很多活动经费都是她从袜子里变出来的。艾伦总是亦步亦趋、点头哈腰地跟在老太太身后,像个贴身仆人,不时朝我挤挤眼。我真没想到,这家伙竟有这般能屈能伸的本事。

  此后见面机会多了,开始熟悉起来。九○年夏天,我们在汉城举办的世界诗歌大会上相遇。艾伦总是衣冠楚楚(虽然都是二手货),跟那些南朝鲜的官员们谈释放政治犯,谈人权。让组织者既头疼又没辙:他太有名了。在官方的宴会上,大小官员都慕名而来,跟他合影留念。艾伦总是拉上我,躲都躲不开。有一回,一个地位显赫的官员,突然发现我正和他们分享荣耀,马上把我推开。我从来没见过艾伦发这么大的脾气,他对着那个官员跳着脚大骂:“你这个狗娘养的!你他妈知道吗?这是我的好朋友!中国诗人!”官员只好赔理道歉,硬拉着我一起照相,让我哭笑不得。再碰上这样的场合,我尽量躲他远点儿。

  在汉城,会开得无聊,我们俩常出去闲逛。他拿着微型照相机,像个间谍似的到处偷拍。一会儿对着路人的脚步,一会儿对着树梢的乌鸦,一会儿对着小贩做广告的粘满蟑螂的胶纸。走累了,我们在路边的草地上歇脚,他教我打坐。他信教,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能去西藏。饿了,钻进一家小饭馆,我们随意点些可口的小吃。渴了,想喝杯茶,却怎么也说不清楚。我干脆用食指在案板上写下来,有不少朝鲜人懂汉字。老板似乎明白了,连忙去打电话。我们慌忙拦住:喝茶干吗打电话?莫非误以为我们要找妓女?但实在是太渴了,我们又去比划,作饮茶状。老板又拿起电话,吓得我们撒腿就跑。

  晚上,我们来到汉城市中心的夜总会。这里的陪舞女郎缠着艾伦不放。没呆上十分钟,他死活拉着我出来,说:“我应该告诉她们,我是个同性恋。”我们迎面碰上一群美国留学生。他们一眼就认出了艾伦:“嗨!你是金斯堡?”“我是,”艾伦马上问,“这附近有没有同性恋俱乐部?”众人大笑。其中一个小伙子为他指路。但我声明绝不进去,艾伦在门外转了一圈,只好作罢。

  艾伦很念旧。在纽约他那狭小的公寓里,他给我放当年和《在路上》的作者克卢雅克(kerouac)一起喝酒聊天的录音,脸上露出悲哀。他讲起克卢雅克,讲起友谊、争吵和死亡。他叹息道:“我那么多朋友都死了,死于酗酒、吸毒。”我告诉他,我们青年时代为《在路上》着魔,甚至有人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让我感动的是,艾伦和死者和平共处,似乎继续着多年前的交谈。我甚至可以想象,他独坐家中,反复听着录音带,看暮色爬进窗户。

  前车之鉴,艾伦不吸烟不喝酒,除了偶尔有个把男朋友,他过着近乎清教徒的生活。但他是个真正的工作狂。他最忙的时候雇了三个半秘书。他们忙得四脚朝天,给艾伦安排活动。艾伦反过来对我说:“我得拼命干,要不然谁来养活他们?”这纯粹是资本家的逻辑。艾伦告诉我,他是布鲁克林学院的终身教授,薪水不错,占他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另外版税和朗诵费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来自他的摄影作品。和他混得最久的秘书鲍勃(Bob)跟我抱怨:“我是艾伦的脑子。他满世界应承,自己什么也记不住。最后都得我来收拾。”

  从艾伦朗诵中,仍能看到他年轻时骄傲和野蛮的力量。他的诗是为了朗诵的,不是为了看的。有一次在新泽西的诗歌节上,艾伦和我一起朗诵。他读我的诗的英文翻译。他事先圈圈点点,改动词序。上了台,他就像疯狂的火车头一样吼叫着,向疯狂的听众奔去,把我孤单单地抛在那里。以后我再也不敢请他帮我读诗了。

  去年他过了七十岁生日。他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糖尿病。医生劝他不要出门旅行。最近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常梦见那些死去的朋友,他们和他谈论死亡。他老了。我想起他的长诗《嚎叫》里的头一句:“我看见这一代精英被疯狂毁掉……”

  下午有人来电话,告诉我艾伦今天凌晨去世。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脑子一片空白。傍晚我给盖瑞·施耐德打了个电话。盖瑞的声音很平静。他告诉我最后几天艾伦在医院的情况。医生查出他得了肝癌,还有三五个月可活。艾伦最后在电话里对他说:“伙计,这意味着再见了。”

  我记得曾问过艾伦,他是否相信转世。他的回答含混,几乎是否定的。他信教是受盖瑞的影响,东方宗教使他那狂暴的灵魂安静下来,像拆除了引信的炸弹。他家里挂着西藏教的唐卡,有高师指点,每年都到密西根来参加禅习班。他和盖瑞不一样,信仰似乎不是通过内省获得的,而是外来的,带有某种强制性的。他的禅习班离我当时的住处不算远,他常从那儿打电话,约我过去玩,或溜出来看我。我叫他“野和尚”。

  在安纳堡(Ann Arbor)有个庙,住持是的表弟,艾伦的师父。他在教里是个自由派,比如重享乐,主张性开放,受到众多的攻击。我想他的异端邪说很对艾伦的胃口。艾伦请我去听他讲道。这是我有生头一回。说是庙,其实只是普通的房间布置成的经堂,陈设简朴,地板上散放着一些垫子。艾伦是贵宾,我又是艾伦的客人,于是我们被让到显要的位置,席地而坐。听众四五十,多是白人,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住持方头大耳,一脸福相。他先介绍了艾伦和我,然后开始讲道。那是一种东方的智慧,讲的都是为人之道,浅显易懂,毫不枯燥。艾伦正襟危坐,双目半闭。

  东方宗教有一种宽厚的力量,息事宁人。再说对像艾伦这样西方的造反者来说,只能借助基督教以外的精神力量才能向其传统挑战。而艾伦在东方又恰恰选择了一种边缘化的教,把自己和一块粗犷而神秘,充满再生能力的土地与文化结合起来。

  艾伦的眼睛里有一种真正的疯狂。他眼球突起,且不在同一水平上。他用一只眼看你,用另一只眼想心事。他送过我一本他的摄影集。在这些黑白照片里,你可以感到他两只眼睛的双重曝光。其中多是“垮掉一代”的伙伴们,大家勾肩搭背,神情涣散,即使笑也显得很疲倦。在艾伦试图固定那一瞬间的同时,焦点显得游移不定,像他另一只想心事的眼睛。声音沉寂,色彩褪尽,他让人体验到消失的力量,一种真正的悲哀。有一张是艾伦的自拍的照片。他赤裸地盘腿坐着,面对浴室的镜子,相机搁在两腿中间。他秃顶两边的浓发翘起,目光如炬。这张照片摄于二十多年前。他想借此看清自己吗?或看清自己的消失?

  艾伦是我的摄影老师。九○年在汉城,他见我用傻瓜相机拍照,就嘲笑说:“傻瓜相机把人变成了傻瓜。”他建议我买一个他那样的手动的Olympus微型相机。他告诉我,这种相机轻便小巧,便于抓拍,而且一切都可以控制,你能获得你想获得的效果。但现在已不生产了,只能买到二手货。他警告说,千万不要用闪光灯,那会破坏空间感,把景物压成平面。最好用高感光度的胶片解决曝光不足的问题。第二年春天在纽约重逢,我真买到了一个那样的相机。艾伦问我在哪儿买的。这位二手货专家在手里把玩着,对新旧程度和价钱表示满意。接着他教我怎样利用光线,以及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夹紧双臂,屏住呼吸,就这样——咔哒咔哒,他给我拍了两张。

  艾伦总是照顾那些穷困潦倒的“垮掉一代”的伙计们。据说他多年来一直接济诗人科尔索(Gregory Corso),买他的画,给他生活费。我在艾伦的公寓里见过科尔索。他到之前,艾伦指着墙上几幅科尔索的画,一脸骄傲。科尔索很健硕,衣着随便,像纽约街头的建筑工人。我们坐在方桌前喝茶。艾伦找来我的诗集,科尔索突然请我读一首我的诗,这在诗人之间是个奇怪的要求。我挑了首短诗,读了,科尔索咕噜了几句,好像是赞叹。艾伦坐在我们之间,不吭声,像个证人。然后他请我们去一家意大利餐馆吃午饭。路上科尔索跟艾伦要钱买烟,艾伦父亲般半信半疑,跟着他一起去烟摊,似乎怕他买的不是香烟,而是毒品。

  艾伦极推崇科尔索的诗歌才能,建议我把它们翻成中文。他专门带我到书店,买了本科尔索的诗选《思想场》(Mindfield)送给我,并把他认为重要的作品一一标出。我与朋友合作译了几首,发表在《今天》杂志上。艾伦很兴奋,让我马上寄一本,由他转给科尔索。

  走在街上,艾伦常常会被认出来,有人就近在书店买本诗集,请他签名。他只要有时间,会几笔勾出有星星和蛇神陪衬的佛像,佛爷还会发出哈的一声,不知是祈祷,还是愤怒。艾伦对我说:“我签得太多了。有一天我死了,每个签名也就值两块钱吧?”两年前,艾伦以一百万美元的高价,把他全部手稿和来往信件卖给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成了一大新闻。艾伦告诉我,如果把他的每张纸片都算上,平均最多才值一块钱。再说这笔钱缴税后只剩六十万,他打算在附近买个大点儿的单元,把他的继母接过来。

  艾伦曾为藏传佛教在安纳堡搞过一次捐款朗诵会,四千张门票一抢而空。这件事让我鼓起勇气跟艾伦商量,作为我们的顾问,他能不能也为一直入不敷出的《今天》杂志帮个忙。艾伦痛快地答应了,并建议除了施耐德,应再加上佛林盖第(Lawrence Ferlinghetti)和迈可勒(Michael McClure)。朗诵会定于去年十月初,那时“垮掉一代”的干将云集旧金山,举办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没想到艾伦病了,没有医生的许可不能出门。盖瑞转达了艾伦的歉意,并告诉我,医生认为他的病情非常严重,随时都会死去。

  说来我和艾伦南辕北辙,性格相反,诗歌上志趣也不同。他有一次告诉我,他看不懂我这些年的诗。我也如此,除了他早年的诗外,我根本不知他在写什么。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让我佩服的是他对权力从不妥协的姿势和戏谑的态度,而后者恰恰缓和了前者的疲劳感。他给我看过刚刚解密的五十年前联邦调查局对他的监视报告。我想这五十年来,无论谁执政,权力中心都从没有把他从敌人的名单抹掉。他就像个过河的卒子,单枪匹马地和严阵以待的王作战,这残局持续了五十年,而对峙本身就是胜利。

  此刻,我端着杯酒,在纽约林肯中心的大厅游荡。我来参加美国笔会中心成立七十五周年的捐款晚宴。在客人名单上有艾伦,但他九天前死了。我感到那么孤独,不认识什么人,也不想认识什么人。我在人群中寻找艾伦。

  艾伦·金斯堡死于去年四月五号,中国的清明节。据说当时他已处于昏迷状态,而病房挤满了朋友,喝酒聊天,乱哄哄,没有一点儿悲哀的意思。那刻意营造的气氛,是为了减轻艾伦临终的孤独感:人生如聚会,总有迟到早退的。正当聚会趋向高潮,他不辞而别。我琢磨,艾伦的灵魂多少与众不同,带嘶嘶声响和绿色火焰,呼啸而去。我想起他的诗句:女士们,抓住你们的裙子,现在准备下地狱啦……

  行人被红灯挡住了。他们肤色年龄性别不同,但眼睛极其相像:焦躁、空洞、不斜视。偶尔有几个东张西望的,没错,准是外地人,如我。绿灯亮了,他们急匆匆的,连狗都得跟上那步调。艾伦的诗用的正是纽约的节奏,他像个疯狂的梭子,把一切流动的、转瞬即逝的都织成诗行。现在终于歇了。人们把这梭子收进抽屉,再钉上。这是个不再需要诗歌的时代。很多年了,他的愤怒显得多余。久而久之,那情形有点儿尴尬。他死的那天,盖瑞·施耐德在电话里对我说,平时有意忽略艾伦的媒体,这回可要来劲了。果然,不过在这一点上,媒体体现了民意:美国人纪念,是为了尽快忘掉他们的过去。

  艾伦有过中国男朋友,是个来自云南的小伙子,用的是笔名。我在艾伦家见过他。他个头不高,很精明,在国内大学读英文专业时,他写信结识了艾伦。艾伦早就告诉我,他要为一个中国小伙子做经济担保,让他来纽约读书。我当时还纳闷,他老人家哪儿来的这份儿慈悲心肠?小伙子一到就住进艾伦家,管家、做饭,兼私人秘书。艾伦很得意,不用下馆子,天天吃中国饭。那天我去艾伦家,只见小伙子手脚麻利,一转身,四菜一汤。艾伦也待他不薄,除了给他缴学费,还另付工资。几年后,小伙子攒够了一笔钱,回国办喜事。艾伦告诉我,那小伙子是个双性恋,他诡秘一笑,说:“他什么都想试试。”

  他老了,只能守株待兔,朗诵是个好机会。他怒吼时八成两眼没闲着,滴溜溜乱转,寻找猎物。等到售书签名,搭讪几句,多半就会上钩。我想同性恋之间的信息识别系统并无特别之处,也少不了眉目传情。有个小伙子在等待签名时告诉艾伦,他也写诗。正好——有空到我家,我教你。“诗太差,不可救药。”说到此,艾伦叹了口气,“他太年轻了,只有十九岁。”听起来有股惋惜的味道。

  我从不问艾伦的私生活。他说,我听着。一天夜里,克卢雅克喝醉了,在艾伦家借酒撒疯,和别的客人大打出手。忍无可忍,艾伦把他赶出去。他砸门,在外面叫喊,引起邻居的抗议,再放他进来,他更疯了……那真是灾难,艾伦叹了口气。那夜是他的伤口,一辈子也愈合不了。

  九三年秋天,我到东密西根大学,在英语系做客座教授。那时我刚从欧洲过来,英文结结巴巴,只有听课的份儿。一个沉默的教授!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为大学开个朗诵会。我向艾伦求救,请他撑腰,他一口答应。这,等于请神仙下凡,把小庙的住持乐坏了。但经费有限,而艾伦的价码是天文数字。艾伦很痛快:“为哥们儿,我可以分文不取。”他的秘书鲍勃气哼哼地嘟囔:“他,他可没经过我同意。”

  礼堂挤得满满的,不少听众坐在台阶上。那天艾伦精神特别好,比我音量大十倍,根本不需要扩音器。他那些俏皮的脏字把学生们逗得哄堂大笑。我发现他近些年的诗中,对器官的重视远远超过政治。结束时,我们一起按中国的绿林传统,向观众抱拳致意。

  艾伦积几十年地下斗争之经验,巧妙地避开了盘查,把我和沃兹涅辛斯基领上汽车。一个中年汉子跟我们握手。出城上山,道路越来越荒凉,最后在夜色中的住宅区停下。一帮孩子叽叽喳喳,把我们拥进一家临坡的院落。有女人尖叫,一个人影应声出来,双手合十。据中年汉子介绍,这是朝鲜有名的庙外高僧。

  高僧家眷在院子里支起小桌,端来饭菜,斟上家酿米酒。我们席地而坐,中年汉子做翻译。那高僧黝黑,结实得像砍柴的。他从不念经,娶妻生子,能诗善画,还出过不少书。有些画,是把毛笔绑在“那话儿”上作的,可见其野。艾伦平时滴酒不沾,也跟着众人干杯。沃兹涅辛斯基开始发福,总乐呵呵的,跟想象中的那个解冻时期愤怒而尖刻的俄国诗人相去甚远。月朗星稀,酒过三巡,我们的话题散漫,从中国古诗到朝鲜的政治现状。

  艾伦死前的最大愿望就是去趟西藏,他盘算了很多年,最后把时间锁定在九六年夏天,跟旅游团混进拉萨。年初他跟我叨唠此事时,又决定西藏之行后,秘密访问北京、上海。他问我能不能安排他和年轻诗人见见面。不久,他病倒了,死亡没收了他的计划。

  盖瑞请我到他的写作课上去讲讲。他告诉我,只要天气许可,他的课几乎都在户外。我们来到戴维斯(Davis)植物园的一片草坪上,同学们把两张野餐桌并起来。那形式有点儿像野餐,不过吃的是诗。盖瑞坐在中间,他问谁最近写了诗。大家互相看看,一个胖乎乎的女孩子举起手,开始背诵,声音有点儿紧张。一首情诗,关于爱人的眼睛。盖瑞闭眼倾听,他请女孩子再背一遍。她得到鼓励,深吸了口气,这回声音舒展,很动情。盖瑞点点头,作了简短的评论。然后轮到我。

  对于教写作,盖瑞倾向于一种东方式的师徒传授关系。如果那位师傅恰好是大学教授,徒弟算是找对门了。我不知道他有多少学生是带着这种东方式的隐秘冲动来拜师的,我怀疑。大学就是大学,按艾伦·金斯堡的极端说法,大学的功能只是在“编目录”。盖瑞对我说:“当然,灵感在大学里是不能教的。”他宁可让学生们夏天跟他进山干活,获得灵感。

  盖瑞有一张令人难忘的脸。深深的皱纹基本上是纵向的,那是烈日暴雨雕刻成的。若不笑,给人的印象多半是严厉的。但他很爱笑,笑把那些纵向皱纹勾联起来,像个慈祥的祖父。他的眼睛总是眯缝着,似乎有意遮住其中的光亮,那眼睛是用来眺望的,属于水手和守林员。

  他和艾伦的性格正好相反。艾伦疯狂、任性、好动,像火;盖瑞沉静、宽容、睿智,像水。按理说,水火不相容,但他们俩却成了最好的朋友,友谊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盖瑞跟我讲起他和艾伦的头一次见面。那是五十年代初,在伯克利校园的自行车铺,他正在打气,艾伦走过来,作自我介绍。算起来,那时他们才不过二十出头,震撼美国的“垮掉一代”运动还没有开始。

  盖瑞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大学混了一年,他作为水手出海了。上岸后,他在西北山区当守林员。再下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东方文学,翻译寒山的诗。然后随寒山一起去日本,一住就是十几年,其中出家三年,削发为僧。最后师父让他致力于佛经翻译,于是还俗。也幸亏还了俗,美国诗歌才获得新的声部,环境保护运动才找到它的重要代言人。他回到美国后,在北加州的山区定居。一九八三年,我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他和艾伦时,他给我看他和朋友们在山上自己动手盖房子的照片。那次见面是秘密的,大概由于我神经紧张而引起错觉,照片上的房子和人都是歪斜的。我当时掠过一个念头:他们准是疯了。

  从去年春天起,我一直盘算着去山上朝拜他的这座“庙”,想看看他们到底是怎样开始“疯”的。但阴错阳差,未能成行。去年年底,他的日本妻子卡柔又查出癌症,实在不便打扰。据盖瑞描述,他的“庙”和一般的美国农舍相比,除了禅堂,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不拒绝现代技术,家里有煤气,有电视,有电话电传,甚至还有电脑网络,不过他们的厕所是原始的。他讲起一对夫妇做客的故事。那来自文明世界的妻子,突然从原始的厕所里蹿出来,惊呼:“里面有蜘蛛!”她在那儿完全不能进行必要的循环。她问盖瑞,最近的一家带冲水设备的厕所在哪儿?盖瑞告诉她有三十英里,在一个加油站。于是他们开车六十英里,去文明世界上厕所。

  不知艾伦是怎么被说动的,也在盖瑞家附近买了块地。那个因现代文明发疯的诗人,绝不可能搬到文明世界以外来,那样只能加重他的病。艾伦跟我提起过这块地,说他将来要在上面盖房子,请朋友来玩。他试着用自己的声调讲盖瑞的故事。对他来说,那恐怕是一种投资,至少是对友谊的投资。在汉城,他讲起如何跟盖瑞一起打坐。提起盖瑞,他充满敬意,那是极少见的。他信教显然受到盖瑞的影响,但也作了必要的修正——教还是比佛教来得“野”点儿。

  盖瑞信佛教是知识分子式的,重实质而不重形式,而且兼收并蓄,绝不极端。他告诉我,他年轻时也曾为马克思主义着迷,至今认为某些部分还是有道理的。我问他是否有意把佛教和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不,”他坚决地说,“佛教远比马克思主义智慧得多。”接着他谈起,“先锋”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而这个概念在发生变化。起初“先锋”是指工人阶级;到了中国指的是农民,得靠他们夺取政权;六十年代又转成学生,好让他们造反;最后法国的哲学家们实在按捺不住寂寞,“先锋”就成了他们自己。

  盖瑞在这里的英文系教写作,每年只教一个学期,总是安排在春天。他每星期二开车过来,在城里的小旅馆住三宿。他是个大忙人,除了教书,参加系里会议,为学校安排诗歌朗诵会,还有众多的朋友、同事、学生、徒弟、诗迷、记者等着见他。忙里偷闲,我们有时聚在一起吃顿饭。这顿饭得在他排得满满的小记事本上挤出一道缝来。我们常去的一家法国式餐馆叫“索嘎”(Sogas),乍听起来像日本脏话。其实那里环境幽雅,客人都按法国贵族标准,压低嗓门。

  盖瑞有一种让人心平气和的本事。他的眼神,他的声音,似乎在引导你,跟随他前往一个超越人间烦恼的去处。但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盖瑞表面的平静下,必有一种疯狂,只要看看他的婚姻就知道了。盖瑞结了三次婚,第一个妻子是美国白人,生了两个儿子。后面两位都是日本人。不过现在的夫人卡柔在美国已是第三代,她的祖父把日本的稻米和血统一起引进加州。他们还领养了一个朝鲜女孩,和我的女儿同岁。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对美国诗歌史是个转折点。在艾伦和盖瑞等人筹划下,他们在旧金山的一家画廊举办了首次朗诵会,此后朗诵在美国蔚然成风。按盖瑞的说法:“……刚开始,他们乌鸦般地从天上降落到咖啡馆,然后才渐渐被大学所接受。”次年,盖瑞去了日本,“垮掉一代”鼎盛时期的活动他大都没赶上。他曾否认自己是其中一员。待多年后他从日本回来,给正垮掉的“垮掉一代”带来了精神食粮。

  盖瑞自己的精神食粮除了佛教和东方文化以外,也包括印第安神话。在他看来,人们并未真正发现美洲。他们像入侵的流寇,占据了这块土地,却根本不了解它,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面对美国主流文化,他提倡一种亚文化群,反对垄断,重视交流,回归自然。按他的说法,亚文化群深深地植根于四万年的人类历史中,而腐朽的文明只是一种病态的幻象。他的诗集《龟岛》(Turtle Island)的题目,就是印第安人对美国的最早的称呼,他以重新命名的方式抹掉政治疆界,让人们看到本土的面貌,看到山河草木的暗示。他的《龟岛》获一九七五年普利策奖,这是反学院派诗人第一次得到这个由学院派控制的奖金。

  一九九七年对盖瑞是个坏年头。艾伦的死对他是个沉重打击;卡柔病情加重,夏天得到华盛顿做第二次手术。我们约好,待卡柔身体复原,我开车上山去他家做客。这是个很渺茫的承诺,但我们每个人都会珍藏它。这承诺已存在了四万年。

  艾略特(Eliot)是个怀疑主义者。即使不吭声,他的眼神、表情和手势也会对周围的一切提出质疑。这也难怪,他是典型的纽约人。纽约人就是纽约人,而不是美国人。像纽约这种大都市早已和美国分离。别的不提,单是它的噪音就特别,那昼夜不停的警笛声,逼得外来人发疯。一个纽约人必须有极其坚韧的神经,并靠怀疑的力量才能活下去。艾略特生在纽约,长在纽约。他和他的妻子尼娜出生在同一家医院。当然不是同时,他们相识要晚得多。但我相信纽约是他们的介绍人——你是纽约人吗?对,你呢?当然啦。艾略特告诉我,除了纽约,他不可能住在美国任何地方。

  格林威治村在曼哈顿下城,是艺术家的聚集地,现在成了旅游点。附近的西十二街却相当安静,树木稀疏但很重要,只有它们显示季节的变化。红砖楼房被生锈的防火梯及其影子所勾勒,像写生画的败笔。这种排房在英国和荷兰很多,体现了一种都市中产阶级的思维方式。进门,是客厅和厨房,厨房门外是天井式的小院。窄窄的楼梯通向孩子们的卧室,再往上是主卧室,最后来到一间相当宽敞的阁楼,四壁是书,一扇天窗开向纽约肮脏的天空。书房的主人艾略特在抽烟,烟雾和他的冥想一起上升。我很喜欢这种烟,像小雪茄,但味道很淡,戒烟后我有时也无法抵抗它的诱惑。

  艾略特一直劝我搬到纽约,就像牧师劝人搬到天堂。除了种种好处外,他特别指出纽约其实很安全,人们纯粹是被好莱坞电影所蒙蔽。直到一天傍晚,贼从天而降偷走了他的传真机,他才闭嘴。要是他当时在场,并和他的烟卷一起冥想,天哪,真正的伤害恐怕是心理上的:贼偷去的是他的灵感。

  再次见面是一年后,在美国笔会中心。那是转变之年,对我,对很多中国人。艾略特请我和几位中国作家参加由他组织的中国文化讨论会。那天听众很多,正好在纽约的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欧·帕斯及夫人也坐在其中。艾略特从十九岁起就是帕斯诗歌的英译者。会后,艾略特、帕斯夫妇、多多和我,还有讨论会的口译文朵莲一起去吃晚饭。有帕斯这样的大诗人在场,话题多半围绕着南美的诗歌与政治。摇曳的烛光下,艾略特话不多,抽烟,眼镜闪光,偶尔一笑。他的笑有点儿奇怪,短促而带有喉音。他和文朵莲是大学同学,也学过半年中文。他用中文阴阳怪气地说:“我不会说中文。”

  艾略特和我同岁,比我大六个月。我们有很多经历相似。比如,都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我当时,他成为嬉皮士,在耶鲁大学只读了一年,就跟着造反了,后来再也没回去。他在美国的造反派中是温和的,按我们当年的标准应算“逍遥派”。他四处游荡,借浩荡之东风,抒个人情怀。

  九四年春天,我们去位于长岛的纽约大学石溪分校朗诵。二十七年前,艾略特就曾游荡到这儿,临时顶替朋友在一家学生报纸当编辑。故地重游,他感慨万千,为发现青春的旧址而惊讶。经过图书馆时,他的脸好像突然被火光照亮。当年造反派正准备焚烧图书馆时,艾略特挺身而出,向那些狂热的学生们宣讲书的重要,终于扑灭了那场烈火。很难想象,怀疑主义者艾略特当年慷慨激昂、大声疾呼的样子。在他保卫纽约大学的图书馆时,我正和朋友爬进北京的一家被查封的图书馆偷书。姿势不同,立场却是一致的。

  大概出于对大火的记忆,他对革命有一种本能的戒备。两年前,在以革命和诗歌为专题的讨论会上,一位著名的黑人诗人在演讲中,盼望着革命大火为诗歌带来一个崭新的世界。艾略特冷冷地反驳说,革命大火只能烧死诗人,摧毁良心,制造血腥的悲剧。他举了俄国和中国的例子。为此艾略特受到众多的攻击。一般来说,美国诗歌界派系虽多,但各自为政,很少染上我们中国文学圈子以骂人为生的毒瘾。算艾略特倒霉,这恐怕和他的怀疑精神和冷嘲热讽的态度有关。四年前他编了一本反学院派的美国当代诗选,很多诗人都认为这是美国诗歌界的大事。而一个他过去的朋友反目成仇,攻击他是“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还骂他心胸狭隘,企图摧毁美国诗歌传统等等。把正戒烟的艾略特气得七窍生烟。他在电话里对我说:“种族主义者?这在美国是他妈最大的帽子,可以被送上法庭……”

  我和艾略特属于同一家出版社。每次我去纽约,我们的老板“狐狸”(Fox)女士总是请我们共进午餐。那在纽约是难得的闲暇时光。我们通常坐在窗口,可以看到匆匆的行人。杯子闪烁,刀叉叮当作响,我注意到纽约某些不变的东西:同一时间,同一家饭馆,同样的甜点和话题。饭后,艾略特总是约我到他家坐坐。从出版社到他家只有几个路口。他的活动半径约一英里,买报纸、散步、看朋友、去饭馆,都大致在此范围。他是我惟一见过不在大学混饭但生活悠哉的美国作家。他的上层建筑是建在他妻子尼娜家族的经济基础上的。他的岳父曾是金酒制造商。尼娜温柔、漂亮,在《纽约时报》搞摄影。他们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前不久我和艾略特在香港参加诗歌节。有一天朋友开船带我们出海,远离都市,在一个小岛附近抛锚,再搭舢板来到一片白色沙滩上。那天风和日丽,我和艾略特赤脚在沙滩上散步、捡贝壳。他突然对我说:“一个好父亲不可能是个好作家,而一个好作家不可能是个好父亲。”他给我举了些例子,头一个就是帕斯。而他自己,太爱孩子了,所以成不了好作家。我试着反驳他,因为反证也很多,但一时记不起来了。我想在他内心深处大概一直有这种焦虑,恐怕也是每个作家的焦虑。其实孩子与作品,父亲与作家有某种对应关系,而且恰好在写作边界的两边。孩子与父亲在一侧,作品与作家在另一侧。一旦交叉,如孩子与作家、父亲与作品在一起就会产生某种紧张。

  我昨天在电话里告诉艾略特,我正在写他。他警告我说:“别说我坏话,我可有朋友懂中文。”我们虽相识多年,对我来说他还是有点儿神秘莫测。他很少谈自己。对于一个生命,这世上最大的秘密,他人又能知道多少呢?我有时觉得他像个旧时代的骑士,怀旧、多疑、忠诚,表面玩世不恭,内心带有完成某种使命的隐秘冲动。

  我们干杯。克雷顿半敞着睡袍,露出花白的胸毛。“你们这帮家伙吃喝玩乐,老子苦力的干活,晚上还得教书!”他笑眯眯地说。我们相识三年多,却好像相识了一辈子。刚到美国,就是他们两口子到机场接我。最初的同事关系很快变成友谊,后来差不多算得亲戚了。克雷顿今年六十二,长我十四岁。按辈分该算我的“美国叔叔”。后来我搬到加州,他们很难过,直到现在还对别人抱怨:“北岛为了加州的阳光,抛弃了我们!”

  克雷顿是诗人。美国不少当代诗歌选本都收入了他的作品。在美国,要说你是诗人,别人都会离你远点儿,那意味着贫困和神经有毛病。不过现在境况有所改观。自七十年代起,美国的大学纷纷增设创作课,就像张大网,把社会上漂游的一帮诗人捞上岸来。一条“鱼”名叫克雷顿,九年前成了东密西根大学的诗歌教授。有人批评这一制度,认为这样会毁掉美国文学。“胡扯!”克雷顿瞪起眼,“说这种风凉话的家里准有遗产。没有创作课,我他妈现在得在洛杉矶开出租车。”

  克雷顿生于印第安纳州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在屠宰场工作,母亲操持家务,生活与文学绝缘。他还记得有次过生日,母亲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想了想说,一本诗集。母亲大吃一惊,但还是照办了,买下一本自己根本看不懂的书。他至今还记得母亲拿着诗集那惶惑的表情。怀着对诗歌的向往,克雷顿离开了母亲,上大学,写诗,翻译,办杂志,教书,参加反越战运动。怀着对诗歌的向往,他离开了美国,浪迹天涯,在秘鲁、墨西哥、日本和法国住过。

  克雷顿年轻时长得像吉米·卡特。七十年代末,他、卡柔和一位捷克朋友在布拉格的一家餐馆共进晚餐。待账单送来,比他们预想的要贵得多,原来鱼是按每一百克算的。他们和老板吵了起来。克雷顿突然说:“好吧,你们竟敢欺骗吉米·卡特的侄子,咱们走着瞧!”老板一听大惊失色,连忙道歉,并找来贵宾签名簿。克雷顿签名时,那位捷克朋友吓得脸色煞白。

  卡柔则是个地道的纽约人,而且是在纽约的工人区布鲁克林长大的。她年轻时的疯劲是我从他们对话中的只言片语猜到的:离家出走,吸毒,在大街上酗酒——六十年代可爱的“幼稚病”。卡柔风韵犹存,一看就知道她过去是个美人。她学过美术,搞过广告设计,做过首饰,现在帮克雷顿编杂志。卡柔聪明、敏感、有主见。但这么说很难概括她。她是个特殊的女人,以至似乎什么都不干,也用不着干,并对一切都百般挑剔,从诗歌到小吃。幸亏克雷顿混上个教授,可让卡柔慢慢地品尝生活。

  卡柔的生活只限于室内,一到户外总有麻烦。不是扭伤了脚,就是跌断了指头。前年秋天,我和卡柔带我的女儿出去买冰淇淋。刚经过草坪,她就被一只大黄蜂螫伤了。那是一次警告,我想卡柔此后更加强了足不出户的决心。

  他们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此前双方都经过婚姻的失败。卡柔告诉我,克雷顿头一次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在一次宴会上,他拎着一块淌着血汁的烤牛肉穿过雪白的地毯。依我看,这一印象纯粹是审美的,像克雷顿在白纸上写下的一行诗。

  享受生活,佳肴和美酒是必不可少的。有一回,他们请我在纽约的一家高级餐馆吃晚饭,点了俄国鱼子酱和法国香槟酒,三个人花了快四百美元,差点儿把我这个平时只吃糙食的噎在那儿。轮到我请客,他们也绝不会客气,点得我心惊肉跳。当然,教授的薪水怎么也顶不住这样的开销。于是他自立炉灶,跟菜谱学艺,法国菜、意大利菜,几乎样样精通。

  我刚到美国,人生地不熟,是他们家常客。傍晚时分卡柔掌灯,克雷顿系上大围裙,在他们家设备齐全的厨房里忙开了。程序之复杂,一点也不亚于中国饭。在他们的感化下,我的中国胃,也终于能欣赏别的饮食文化了。我有时提前打电话,告诉他想吃某一道菜,他干脆答道:“我这不是饭馆,没有菜单。”

  喝葡萄酒可是一门学问。年份、产区、厂家之类的都可以从书本上学到,但品尝就得靠经验与悟性了。我跟他们专门去了趟加州著名的产酒区——那帕尝酒。尝酒是免费的。他们两口子满脸虔诚,一边和酒厂的专家用复杂的术语大谈颜色、味道和口感,一边把酒含在口中,念经般咕噜良久才吐掉。我学着他们的样子,却一口咽了下去,尝不了几种酒便天旋地转起来。

  如果说克雷顿是个酒鬼,应该不算过分。尤其有朋友来,他总是喝得太多,一瓶一瓶地开下去,越喝话越多,越说越没边,进而转向肢体语言,放上他喜爱的爵士乐,手舞足蹈,巨大的影子在墙上转动,像动荡的夜。他们也常带我到别的酒鬼朋友家做客。回来在车上,克雷顿总是发表关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富于哲学性的演讲,每次都被我的鼾声打断了。

  克雷顿脾气不好,说话太直,朋友多,敌人也不少。他出版了一份诗歌刊物,以前叫《毛毛虫》,后来变成《粉蝶》,苦心经营了十五年,被认为是美国最重要的诗歌刊物之一。他口无遮拦。比如在退稿信里劝你改行,这无异于劝一个自以为天下第一的诗人去自杀。好在美国诗歌界营垒虽多,但中间地带开阔,极少互相交火,诗人之间最多老死不相往来,用不着恶语相向。

  让我佩服的是美国作家普遍的敬业精神。克雷顿除了教书,余下的时间都用来写作、翻译、编辑和做研究,从不知疲倦。他是法文和西班牙文诗歌的重要译者,曾因翻译秘鲁诗人瓦耶霍的作品而获国家图书奖。瓦耶霍的诗以晦涩著称。克雷顿为此专程去秘鲁,花了三年的时间译完瓦耶霍的长诗《垂尔西》。

  我和克雷顿酒后常玩语言游戏。我的英文不好,往往会听错他的意思,这反而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从一个词跳到另一个词,从一种含义转成另一种含义。有一次,我请他帮我们杂志的英文选集起个名字,他顺口引用了美国诗人庞德《诗章》里的句子:“恶运与丰富的酒。”“丰富”(abundant)在英文中发音和“放弃”(abandoned)很接近。让我给听错了,将错就错,这本选集就成了《弃酒》。

  我刚收到寄自布拉格的明信片:“辛格(Singer)说:生命是坟墓上的舞蹈。让我们相见。你的美国叔叔迈克(Michael)。”明信片是张带有怀旧情调的黑白照片:一杯咖啡旁放着一朵野菊花。上面印着英文“地球书店兼咖啡馆”。典型的迈克风格。大概他此刻就坐在布拉格这家英文书店,呷着咖啡,在黑白的忧郁情调中等待他绚丽的情人。

  我和迈克是一九八五年在荷兰鹿特丹诗歌节上认识的。那是我头一回出国,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把我搞得晕头转向。但迈克忧郁的眼睛让我记住了他的话,他邀请我第二年春天到伦敦朗诵。我果然如期来到伦敦,在市中心最热闹的考文特花园的一个小剧场朗诵。和我同台的是一位罗马尼亚的女诗人,可在最后一分钟才得知她的政府不肯放行。迈克站在聚光灯下,挑选着词句,委婉地批评了齐奥塞斯库政府,他不想给这位女诗人带来麻烦。散会了,迈克把我带到酒吧,介绍给他的同行们。后来我才知道,为了凑够请我来的经费,他就像卡夫卡小说里的主人公,去敲开一扇扇官僚机构的门。

  迈克长我三岁。他七十年代初从美国搬到伦敦,安家落户,娶妻生子,染上了一口伦敦腔。为什么离开美国?他在一次访问中这样回答记者:为了寻找诗歌上的精神家园,像前辈诗人庞德、艾略特那样。可大英帝国并未向这位孤军奋战的美国骑士致敬。

  他请我到他家做客。他们的生活,按英国人的标准得算十分清贫了,但仍保持着一种读书人的尊严:书在家中占了重要的地位。他在区图书馆有一份半日的差事,勉强养活四口之家。他的夫人汉娜是波兰人,精明能干。小儿子刚出生,大儿子嘎比四五岁,有着同龄的孩子没有的谨慎。我想这个小迈克多少反映了他父亲的窘迫:用刻板的小职员的生活来捍卫他的诗歌世界。谈起诗歌,他的眼睛湿润了,言辞也变得犀利起来,这无疑才是当年来伦敦闯天下的迈克。

  与英国有缘,赞助这次活动的英中文化协会请我到杜伦大学做一年的访问学者。一九八七年春天,我和妻子带两岁的女儿来到英格兰东北部的幽静的大学城。这里低头看书,抬头看著名的大教堂。我有时去伦敦办事,顺便看看迈克。出于中国人的礼貌,我也请迈克有空到杜伦来玩。没想到迈克竟全家出动,应声而至,让我们有点惊慌失措。我们比他们更穷,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床招待客人。好在穷人间并不嫌弃,没床就打地铺。离开伦敦,离开那个临时图书管理员的位置,迈克变成一个可爱的梦想家,他有很多关于诗歌的计划,向我这个惟一的听众娓娓道来。在邵飞两次做饭的间歇,也被他拖进梦想的行列。他坚持要邵飞为他的第一本诗集配画,一家爱尔兰的出版社正在恭候巨著的诞生。那昏天黑地的诗歌的梦想穿插着孩子们的哭喊。第三天早上迈克一家走了,我连书也不看了,只看大教堂。

  一九九○年春天我到英国朗诵,在伦敦试着给迈克打了个电话。迈克愣了一下,惊呼起来:“我的孩子,你在哪儿?我一直在找你!”对一个在街头电话亭无家可归的漂泊者来说,这话的分量太重了,我不禁流了泪。我们约好在一家餐馆见面。迈克又是全家出动。坐下,他紧紧盯着我,眼镜后面聪明而忧郁的眼睛布满血丝。他明显发福了,看来年龄和家庭压力正在逼他就范。不,另一个迈克在说话。他愤世嫉俗,大骂英国诗歌界的堕落和势利,让我吃了一惊。

  我问起邵飞为他配画的那本诗集,更让他生气:出版社毁约了。看来这个世界成心要毁掉一个诗人。我们这对难兄难弟在倾泻了对世界的所有怨恨后,突然沉默了,喝着杯中的残酒。我看着他的儿子,提议去买两本书给他们作礼物。进了附近的一家书店,迈克的表情变得明朗起来,像被内心的灯照亮。他为他的两个儿子各挑了一本书,让我签名。他叮嘱嘎比要好好保存,仿佛这不是本书,而是他的精神遗嘱。嘎比抬头看看父亲,看看我,轻轻地说了声:谢谢。

  九三年我在荷兰,有一天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兴奋地说,应该热爱生活。接着告诉我他不在图书馆里混了,而成了布拉格国际书展的主任,公司设在伦敦,有一份不错的薪水。也就是说,他下海了。我真心为他高兴,这也许能让他在吞噬灵魂的官僚体制外透透气,至少他可以用“公家”电话跟我聊聊天。我搬到美国,早上总是被来自伦敦的免费电话吵醒。他的话题跳来跳去。除了诗歌,他开始抱怨工作,抱怨老板和同事,然后转而抱怨他的老婆。汉娜几乎成了魔鬼,要控制他的生活,控制他的写作。我闻出家变的味道。

  九五年春天,迈克坚持要我参加他主办的布拉格国际作家节,但又无法负担路费。我有生头一次自费去朗诵。能看得出来,迈克真心地喜欢布拉格。几乎每天晚上他带我去迪斯科舞厅,但我嫌太吵。在心惊肉跳的节奏中,迈克告诉我,他在伦敦暗恋上一个捷克姑娘。他的眼睛湿润了。他又告诉我,国际书展的主办权已被捷克人夺去,他们公司只好改行搞服装展览。我安慰他,至少他能整天和漂亮姑娘在一起。

  同年夏天,我从巴黎坐火车通过海底隧道去伦敦,正赶上迈克的生日。他请我参加他的生日宴会。我带着一条法国名牌领带和一瓶波尔多红酒,和住在伦敦的诗人胡冬一起赴宴。迈克已经和老婆分居,等着办离婚手续。他在伦敦北郊的富人区租了一个相当舒适的公寓,后窗临湖,晚霞铺在水面。家中并没有别的客人,孤独的迈克。我们打开一瓶红酒,为他的生日干杯。酒后他的话多起来,抱怨汉娜通过离婚抢走了嘎比,还要进一步敲诈他。在我们去饭馆前,他给嘎比打了个电话。他告诉儿子,北岛在这儿。我又想起我这个精神遗嘱执行人的角色。

  迈克失业了,他决定搬到布拉格去。这从美国出发的旅行,经过伦敦,最后终于抵达欧洲的中心,历时二十五年。他的旅行速度远远赶不上跨国资本对梦想的覆盖速度。布拉格已经越来越商业化,他又晚了一步。再说,嘎比怎么办?

  旅馆面山,窗外落满准备过冬的虫子。我找出英文讲稿,对着那些虫子练习朗读。犹他大学举办一年一度的蓝纳(Lanner)讲座,本届主讲人是乔纳森·思班斯(Jonathan Spence)。我纯属陪绑,参加讨论。临走前才收到他的演讲稿,我匆匆写了篇回应,电传给朋友,译成英文。剩下的,就是把它念利索。

  乔纳森有个中文名字,叫史景迁。他是英国人,至今也不肯加入美国籍。按他的话来说:“我为什么要背叛莎士比亚?”他在耶鲁教书,是十几本书的作者。这些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几乎本本畅销,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说实话,我对历史学家心怀偏见。他们多少有点儿像废车场的工人,把那些亡灵汽车的零件分类登记,坐等那些不甘寂寞但又贪图便宜的司机。而乔纳森似乎不屑与他们为伍,他更关心历史中个人的命运,并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写的大都是传记。如关于帝王心路历程的《康熙自剖》,传教士的传奇故事《利玛窦的记忆迷宫》,一个普通的乡下妇女的不幸身世《王氏之死》以及一个曾漂流欧洲的教会守门人的坎坷遭遇《胡若望的疑问》。依我看,与其说他是历史学家,不如说他是个作家更贴切。再说,历史本来就是个故事,就看我们怎么讲了。

  今晚是我的朗诵会。我在旅馆大厅碰见刚到的乔纳森和夫人金安平。乔纳森长得极像007扮演者康纳瑞(Sean Connery)。安平告诉我,他常在街上被陌生人拦住,要求签名合影。不知康纳瑞是否有过类似的遭遇,被人们拦住问:“你是乔纳森·思班斯?”

  九一年春天,我应一家国际慈善组织Oxfarm的邀请,到波士顿参加为非洲难民举办的捐款朗诵会。他们请乔纳森读我的诗的英文翻译。朗诵会头天晚上,他的学生文朵莲请我们吃晚饭,在座还有文朵莲的女儿和艾略特。乔纳森来了,抱着一袋葡萄酒和威士忌。那是我们头一次见面。他坚定、含蓄,而且幽默,英国式的幽默。据文朵莲说,多少耶鲁的女学生为之倾倒。那天晚上,惟我独醉。醒来,大家兴致未尽,有人提议去看末场的电影《菊豆》。散场后,我醉意未消,哈佛广场像甲板在我脚下摇晃。直到第二天晚上在散德斯(Sanders)剧场朗诵时,酒精仍在我脑袋里晃荡。我那困难的表情大概被听众们误读成流亡之苦,和乔纳森翩翩风度及典雅的英国口音恰成对比。就在我们向非洲难民象征性地致意时,美军成千上万颗飞弹正在伊拉克土地上爆炸。

  第二年夏天,我和朋友开车从纽约去波士顿,路过纽海文(New Heaven),去看望乔纳森。他正经历婚变,住在市中心的一个小公寓里。家徒四壁,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还有一台小录音机——不真实,像小剧场的后台。我们的主角乔纳森汗淋淋地坐在那儿,正幕间休息。在一家越南小馆吃牛肉面时,乔纳森讲起他去广西的经历。他正着手写一本太平天国的书。我似乎看见他头戴草帽,遮住他的鼻子,混入当地农民的行列,一起走进那本书《上帝的中国儿子》(Gods Chinese Son)之中,成为他们的一员。

  纽海文是个令人沮丧的城市,太多的流浪汉,若有人领头,恐怕也会揭竿而起。乔纳森领我们穿过街上那些绝望的手臂,来到一间空荡荡的芭蕾舞练习厅,再钻进隔壁小房间,这就是他的书房。我环顾那剥落的墙皮和窗户上粗粗的铁栏杆,不禁感叹道:“这真像监狱。”“哦?”乔纳森吃了一惊,“我还一直以为我把别人关在外边呢。”

  盐湖城之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冷清,街上人影搅动着灯光。朗诵会结束后,我们来到一家私人俱乐部“纽约人”用餐。一个政治学教授用张戎的自传《鸿》纠缠我。他的手势特别,中指和戴着一颗硕大金戒指的无名指分开,像把剪刀不停地剪断我的思路。晚餐时,他坐在乔纳森旁边,那把“剪刀”伸向乔纳森,似乎要剪掉他花白的络腮胡子。

  第二天,我们驱车去附近的滑雪胜地——花园城(Garden City)。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吃过午饭,我们沿着寂静的街道散步。阳光闪耀,屋顶上的积雪正在融化。一路上,他们两口子手牵着手,像初恋的情人。乔纳森和我谈起诗歌。他和安平最喜欢的美国诗人是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和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最近开始迷上弗洛斯特(Robert Frost)。乔纳森叹了口气,说:“我有时真厌倦了历史,想多读读诗歌。”

  九四年春天,乔纳森邀请多多和我去耶鲁大学朗诵。他结束了幕间休息,进入第二幕。场景变了。他们在纽海文郊区买了一幢带歌特式窗户的楼房,花园里还有一个中国亭子。我头一次见到安平。她在附近一所学院教中国古代宗教史。她并不算漂亮,但有一种东方女人的魅力。她总是眯起眼微笑,好像在品尝甜食。乔纳森忙着招待客人,但他的目光却被安平的一举一动所牵拽。

  从花园城回到旅馆,匆忙更衣。我根本不会打领带,在镜子前面抓住领带挣扎着,就像一个不小心钓到自己的渔夫。今晚是乔纳森的压轴戏,他像他的领带一样镇定。但安平悄悄地告诉我,每次乔纳森演讲,其实都紧张得要命,甚至连上课时也难免。在舞台灯光下,乔纳森的脸显得有点儿苍白。他讲得很好,讲皇权思想,从乾隆、康熙到现在。

  晚上,我们在旅馆的酒吧喝酒。一讲到他的老师房兆楹,乔纳森显得有些激动。当年他进耶鲁时,他的导师芮玛丽(Mary Wright)让他先在图书馆泡泡,再确定研究方向。在图书馆泡了一个月,他从书堆里认识了房先生,于是写信到澳大利亚拜师。没想到房先生只是个普通的图书管理员,回信说他从未带过学生。乔纳森一意孤行,去了澳大利亚。不仅房先生的学问,也包括其为人之道,引导他踏入中国历史之门。后来房先生恰好又成了安平的老师。

  第二天清晨,我和乔纳森夫妇一起乘出租车去机场。司机是个矮小的老太婆。她怎么也打不开一瓶“雪碧”,递到后座问我们:“谁是超人?”我帮她拧开瓶盖。她从兜里掏出一把药片,就着“雪碧”倒进嘴里,“我六十五了,还总以为自己三十五。瞧,这月亮!可惜昨天早上我忘带上这家伙了。”她抄起一架带变焦镜头的照相机,一边开车,一边对准那轮苍白的满月。我吓得抓住椅背。“升得太高了,”她叹了口气。乔纳森说,“抓住月亮可不容易。”

  一九九四年春天,我和彦冰开车从纽约出发,北上,经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进入美国最北部的缅因州。风卷积雪,打在车窗上;偶尔有几个旧招牌向我们打招呼。从州际公路换地区公路,再上颠簸的土路,路标越来越不正规了,似乎更具有私人含义;我担心在某一终点,会变成孩子猥亵的图画。一座残破的铁桥在车轮下唱歌。彦冰告诉我快到了。森林深处,一家农舍冒烟。敲门,没人。门没锁,无留言。水壶在铁炉上嘶嘶响,蒸汽翳暗了窗户。在两只苍蝇的环绕下坐了很久,终于传来汽车声,主人回来了。

  约翰(John)结实能干,像守林员。他正经是个文学教授,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家学院教书。他五十出头,络腮胡子及鬓角花白,头顶还是黑的。我跟他开玩笑,说他自下往上被冻结。安(Ann)人高马大,比约翰年轻多了。她原来是约翰的学生。在美国大学,严禁师生之恋,但他俩堕入情网。约翰被校方逐出伊甸园,安就像带着红字,穿过鄙夷的目光,又熬了一年多才毕业。她讲起当时的压力,委屈地笑了。

  晚饭前,我们去散步。到处是冰雪,但泥土变得松软,春天就在脚下。一条小河冲进阴郁的森林,在洼地滞留成一片湖泊,召来几只野鸟戏水。约翰和安忙碌着,搬开横在路上的枝干,辨认动物的踪迹。他们拥有一百多公顷的森林。走了一个小时,都未出其领地。约翰告诉我,近年,有些私人公司买下土地,大肆砍伐。他和安只要有钱,就尽量扩充地盘,并鼓励周围的朋友也这样做,以对抗毁灭森林的恶势力。那想必是一种相当绝望的斗争。

  他俩都能迸出几句中文。安八九年在复旦大学教英文。六四后,外国老师展开激烈争论:撤走还是留下?谁也说服不了谁。安决定留下。不久,约翰也从美国赶来。教书之余,他们和上海的青年诗人有来往,并翻译了一本当代中国诗选《烟民》(Smoking People)。彦冰就是那时认识他们的。

  安是本地人,家在十英里外,在一个叫墨西哥的小镇上。那极像个中国社会,表姐堂兄七姑八姨都住一条街,这家的故事传到那头再传回来虽走了样,但没耽误功夫,正接上故事的发展。我们一下车,亲戚们探头探脑。安忙着打招呼。这是个典型的工人区,房子矮小,毫无特点。走进客厅,所有家具摆设,带有一股尘土的味道,和她的父母一起老去。她父亲在看电视,他转过头来,跟安说起母亲的病情。母亲从厨房出来,脸色泛红,嘴唇苍白。她说话很快,不易听懂。半年前,她被发现得了癌症,目前正在化疗。她体质虚弱,笑着,有一种对命运的无力感。父亲插话,但紧盯着电视。安就在这儿和四姐妹一起长大。我好像听见地板上纷乱的脚步声和女孩子的尖叫。

  安领我们到河边。一群难看的水泥建筑群,就是母亲的病源。这个造纸厂建于本世纪初,带有所有资本积累的血腥味道。这本镇居民惟一的生活来源,又是终生折磨他们的噩梦。它在血缘关系上,又加上阶级关系、工作关系和男女关系。它造成的污染,使小镇的癌症发病率极高。安年轻时在厂里打过工,吃过苦,也恋爱过。她是个讲故事能手,那些天,一个个血泪的幽灵纠缠着我们。大概以前起过誓,她正用造纸厂的白纸写下一段被湮灭的历史。

  约翰每天只睡5个小时。我失眠多年,得靠午睡、打盹等多种形式的休息才能勉强充上电。不管我何时睁眼,约翰总是抱着杯咖啡,精神抖擞地坐在桌前。他正义务帮朋友校对一本厚厚的书信集。电源到底哪儿来的?咖啡公司应该拿他做广告:看,永不疲倦的约翰!请注意本厂的标志“约翰牌咖啡”。

  星期六一早,我被他们叫醒,睡眼惺忪地上车,拉到本地的一所中学。铺着白桌布的长桌摆着各种早点。桌后是缅因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高矮胖瘦,系着围裙在“为人民服务”。他们倒咖啡,端点心,殷勤周到。我忍不住想掏小费。政客们屈尊到此,也算是到家了,但不知有多少选民会为了顿早饭投票。一位众议员到我们桌来作陪。约翰介绍这是中国客人,他并不介意我们兜里没选票,讨论起美国的对华政策。

  安有时在一所小学教亚洲孩子说英文。她很适合当老师,乐观而有耐心,能看得出来,孩子们喜欢她,但她更想成为小说家。她正在写那个梦魂萦绕的造纸厂,好像那罩住她青春的魔法,只有用笔才能除掉。那旷日持久的写作使她占据家中惟一一间书房,因此而获得某种中心地位,像一颗恒星,约翰得围着她转。约翰四月开车去一千二百英里外的大学教书,十月回来,陪安过冬。

  想想都让我不寒而栗。整整六个月,安独守空房,在老林深处写作。即使约翰冬天回来,这天涯地角也只是两个人的世界。缅因冷到零下三四十度,一旦大雪封门,只能困守家中,面对炉火,度过漫漫长夜。我在这些年的漂流中,虽有过类似的经验,但就承受能力,远不能相比。在说笑声中,我意识到他们的内心磨难,远非我能想象。而他们自甘如此,毫不畏惧,在人类孤独的深处扎根,让我无言。我默默向这两个迸溅火花的寂寞灵魂致敬。

  约翰的女儿来了,和男朋友开车从波士顿来度周末。她小巧玲珑,是约翰热爱德国文学的结果。约翰年轻时翻译里尔克的诗,从德国带回译稿和妻子。他女儿刚在波士顿定居,找到工作,生活才开始。能看得出约翰由衷的高兴。但房子太小,他坚持让女儿和男朋友在外面的草地上搭帐篷过夜。两个年轻人倒十分乐意,酒足饭饱,早早去休息。我感到不安。一个小生命驶离父母,就本质而言,既残酷又自然,谁也无能为力。我在床上辗转不眠,听外面风声。那帐篷在风中鼓胀起来,像船一样驶离。约翰的女儿惊恐中转身,紧紧搂住她的情人。

  如果我凭记忆给拉瑞画幅肖像:秃顶,肥硕的鼻子,眼镜后面狡黠的眼睛,身材不高但结实,肚子微微鼓起。他就是我的头一个美国房东。九三年秋我刚从欧洲搬到美国,在东密西根大学找了份差事,活不多,钱不少。负责接待我的美国教授事先给我写信,说帮我找了住处,在他家附近,离大学也不远,有自己的卧室和卫生间,可使用房东的客厅、起居室和厨房,租金300美元。听起来不错,我欣然接受了。

  教授和夫人到机场来接我。先在他们家共进晚餐,佐以法国红酒。酒足饭饱,他们开车带我到拉瑞家。主人上夜班,要很晚才回来,这是栋普普通通的木结构房子,两层,主人住在楼上。我的卧室紧挨着楼下的客厅,小卫生间里老式澡盆的水龙头滴滴答答地漏水。居住条件基本上符合信上所说的,只是所有的设备都很陈旧。地毯磨穿,壁纸发黄,沙发吱吱作响。只有一台9英寸的黑色电视,摆在厨房的食品架上。我只待三个月,没什么可抱怨的,于是住下。

  拉瑞在附近的密西根大学的剧场当电工。他四十岁,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在密西根大学毕业。一年前离了婚,前妻带两个孩子也住在这镇里。他抱怨前妻贪婪,离婚时分走了不少钱,只剩下这座祖传的房子属于他。

  我们所在的小镇叶普斯兰梯(Yipsilanti),混居着白领工人和大学生,和邻近的密西根大学所在的城市安纳堡相比简直像个穷弟弟。这里市政建设落后,治安差。我曾在夜里听见过枪声。第二天看报,醉汉火并,死一人。没想到拉瑞竟是本市的议员。他说起这事时,我们正坐在他家的前廊喝啤酒。黑暗中他握着酒瓶,得意地露出白牙。他的野心不大也不小,有一天想当当本市的市长或州议员。我问想不想当州长甚至美国总统,他摇摇头。

  他很现实,市议员每年能拿两千美元的津贴且受人尊重。“但我得花钱花精力竞选。”他说。不过他又承认,竞选的费用大部分是捐来的。常看到他在电脑前忙碌,然后把几百封宣传资料寄给选民。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问他是否去过本市的脱衣舞厅?他连连否认说:“我哪能去那种地方?要是被我的选民看见就完蛋了。”美国人对政治家道德完美化的要求,真是到了愚蠢可笑的地步。

  我发现拉瑞喜欢中国饭。于是我每次做饭就多做一份,一个人吃实在无味。有一天,拉瑞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晚上要来一位女客。我连忙下厨,备了四菜一汤。女客正点到达。我发现她和拉瑞根本就不认识。她一进门东张西望,好像在给拉瑞的房子估价。席间她透露了她是通用汽车公司的高级技工,年薪五万(吓了我一跳,美国人是从来不谈工资的。) 接着她开始盘问拉瑞,拉瑞倒也沉得住气,应答自如。饭后我看两人继续喝酒,情投意合,便退避三舍。

  第二天我问拉瑞是否关系已定。他含糊其词,暗示那位女客不会再来了。没两天,又有另一位女客登门,戏重演了一遍,只是我不再给他们做饭了。我终于忍不住问拉瑞到底怎么回事。原来他参加了一个单身俱乐部。俱乐部把诸如人种、年龄、身高、体重、爱好等个人资料及电话号码发给每个成员,大家可以通过电话自由结合。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拉瑞每天回家直奔电话录音机。拉瑞坦白说,他根本不想再结婚,要好好享受一下单身汉的自由。

  刚到时我想多看电视,既学英文,又排解寂寞。但拉瑞的小人书般大小的电视实在让我束手无策,这玩意儿十几年前在中国就被淘汰了。我建议拉瑞买台新的,拉瑞马上摊开手表示,他还欠银行的债。其实在美国几乎人人都欠债。我又提出新的建议:如果他肯买电视和录像机的话,我愿负担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三个月后东西归他所有。他起初还是说不,出门转了个弯,终于算过账来,马上催我一起去电器商店。我们选了电视和录像机,又去租了录像带,回家举杯祝贺中美合资的伟大成果。但一到周末,我就算遭殃了。拉瑞的前妻送两个圆滚滚的儿子过来,把电视开得山响,我只好躲到朋友家避难。拉瑞的前妻是做房地产生意的,见到她,我才明白为什么拉瑞会欢呼单身汉的自由。她有拉瑞两个那么胖,而且看起来极有主意。我能想象她在离婚时卡着拉瑞的脖子,让他把钱交出来。

  四月十七日早上,我把车停在过夜停车场,再搭机场班车前往候机厅,总算赶上了班机。夜里没睡好,我一路昏沉沉的,像只被雷电震晕了的鸟。一下飞机就转了向,得亏有路标指引。汽车站,旅客动作缓慢,鱼一般游来游去。我登上辆面包车,开车的高个黑人跟大家打招呼,没人答理。他见怪不怪,说:“欢迎来芝加哥。”正是尖峰时间,一路堵车,堵得个个面目可憎。在旅馆柜台,我拿到钥匙和一个信封,跟提行李的印度人上升。我给过小费,关上门,打开信封:“……可惜艾略特不能来和你一起朗诵,今天凌晨帕斯去世了……”

  帕斯,在西班牙语意思是和平。而他生于一九一四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那年,人类从此就没和平过。一九三七年,他赴西班牙参加共和国保卫战,在马德里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上,结识了聂鲁达、阿尔贝蒂等作家。随后他卷入了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运动。

  他家里有很多有名的现代画家的画和各种艺术品,想必都是多年友谊与游历的见证,结果前两年毁于一场大火。帕斯从此一蹶不振。他从家里搬出来,住进旅馆和医院。最后墨西哥总统借给他一套官邸,并派军人们护理他,那跟软禁没多大区别。艾略特告诉我,帕斯变得沉默寡言,连老朋友的电话都不愿意接。美籍华裔女作家汤婷婷跟我讲述过她类似的经历。一场山火吞没了她的房子,包括未完成的手稿、信件、照片,什么也没留下。“我没有了过去。”她悲哀地说。

  我头一回听说帕斯是八十年代初,那时在圈子里流传着一本叶维廉编选的外国当代诗选《众树歌唱》,可让我们开了眼界。其中帕斯的《街》特别引人注目:“又长又静的街。/我在黑暗中走着,跌倒/又爬起来,向前摸索,脚/踩着沉默的石头与枯叶:/我身后有人紧跟。/我慢,他也慢;/我跑,他也跑。我转身:没人……”我后来重译过。原文中的Nobody在《众树歌唱》中被译成“空无一人”,我改译成“没人”,这样更短促,更具突然性。这首诗是有点儿让人闷得慌。那会儿大家见面开玩笑,“我转身:空无一人。”自己先起一身鸡皮疙瘩。

  八九年十月,美国笔会中心在纽约为中国作家举办了一场讨论会,由艾略特主持。艾略特住在纽约,是散文作家及帕斯的英译者。帕斯和夫人居然也坐在听众中间。散了会,一帮老朋友聚在门口,看来又得昏天黑地侃一夜。

  那天晚上在一起的,除了帕斯夫妇、艾略特、多多和我,还有在讨论会上担任翻译的文朵莲。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坐定。我连菜单都读不懂,请文朵莲帮忙。帕斯发福了,比照片上显得要老。他微笑着,带着老人的威严。我们谈到拉丁美洲的文学与政治,多多问起他和博尔赫斯的争论。不,没这回事,我们关系一直不错。也许你指的是和聂鲁达吧?我后来在一篇访问记中读到,帕斯认为聂鲁达的斯大林主义僭越了政治与道德的准则。

  再见到帕斯是九一年十二月,在斯德哥尔摩一起开会。我还记得议题是“困难时期的严肃文学”。那是我的困难时期,几乎什么也听不懂,冒充严肃文学坐在那里。最后一天,布罗斯基作总结报告,报告后的讨论中,他的傲慢激怒了某些听众,帕斯也跟他呛了几句。帕斯的英文有限,时不时借助法文。让我记住的是他的姿态:像头老狮子昂起头。

  一天早上,我和女儿在旅馆餐厅吃早饭。帕斯从街上走过,看见我们便拐了进来。我给他要了杯咖啡。那天帕斯心情似乎特别好,恐怕和港湾的新鲜空气有关,也许再加上轻松感——媒体的注意力已转移到新的获奖者头上。

  他从提包掏出我刚出版的英文诗集《旧雪》,让我吃了一惊。他说他喜欢,飞机上一直在读,我们在美国同属一家出版社。他拿出他的一本书,签名送给我,是刚出版的论文集《另一种声音》。可惜这本书在漂泊中遗失了。

  直到很多年后的今天,我才读到此书的中译本,被他的博学和雄辩震住了。他把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讲得很清楚,并纠正了欧美学术界对“现代主义”历史的严重歪曲。更重要的是,他在相当严谨的理论阐释中体现了“批评的激情”,这正是他另一本论述诗歌的书的书名。

  用瑞典文写诗的李笠来电话,约我晚上和几个年轻的瑞典诗人聚聚。下午在通往老城的石桥上,我碰到帕斯,问他愿不愿一起去,他满口答应。周围行人涌动,买东西的遛狗的下班回家的,均与诗无关。帕斯站在冬天稀薄的阳光下,披着黑呢大衣,像个退休的将军。傍晚,我打电话到帕斯住的旅馆,他改变了主意。“不行,我累了,”他声音干巴巴的,有气无力,“你知道,这类的聚会太多了……”我当然知道,他这一年所受的名声之累,是要折寿的。

  一周后的晚上,尚德兰(Chantal)、高行健和我在巴黎一家旅馆的大厅等了一会儿,帕斯夫妇下来了。他夫人玛瑞朱丝(MarieJose)是法国人,比帕斯至少年轻二十岁。我提议去中国餐馆,帕斯有点儿不放心,叮嘱我说:“可别乱七八糟的,要去就去家像样的。”终于在附近找到一家,还真不赖。我们吃火锅,喝黄酒,聊唐诗。帕斯翻译过李白、杜甫和王维的诗,他还跟艾略特合写了一本书《读王维的十九种方法》。我多喝了几杯,变得伤感,大背李煜的词,把帮忙翻译的尚德兰害苦了。在烛光下,帕斯宽容地笑了。

  帕斯当过多年外交官,在法国、日本、瑞士和印度等国任职。由诗人作家当外交官,这似乎是拉丁美洲的文化传统。一九六八年,帕斯为抗议墨西哥政府运动,辞去了驻印度大使的职务,他在欧美漂流了三年,直到七一年才回国。

  九三年春天,我到墨西哥的莫尔里亚(Morelia)参加一个国际环保会议,这个会议请的都是科学家和作家。贫富悬殊像一道巨大的裂缝横贯墨西哥。我忘不了跟着汽车跑的那些光屁股的孩子,他们眼睛中有一种深深的绝望。我们到山林中的一个蝴蝶巢穴考察。上千万只蝴蝶,每年从这里出发经美国飞到加拿大,再返回这里过冬,行程几千英里。坐在树林中,只见蝴蝶遮暗了天空,翅膀发出轰鸣。

  开完会回到墨西哥城,我给帕斯打了个电话,是玛瑞朱丝接的。她用法语大声呼唤帕斯,能听见房间里的回声。帕斯接过听筒,问我住在哪儿,什么时候有空,他要请我吃顿午饭。美国小伙子若贝托(Roberto)陪我一起去,他曾做过帕斯的秘书,母亲是墨西哥人,他的西班牙语跟英语一样好。我一直问他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跟一个古巴作家同居。

  餐馆在郊区的山坡上,外观像古寺,草木掩映,大半餐桌散置于花园中。若贝托去查订位名单,没有帕斯。他猜帕斯用的是假名。一会儿,帕斯和夫人来了,他戴了一顶遮阳便帽,蓄起满脸花白的胡子,像戴着毛皮面具。

  那一阵子墨西哥偏远山区正闹游击队。话题像苍蝇飞来飞去,自然而然地落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上。帕斯和若贝托争论起来,看法截然相反。帕斯一下翻了脸,用手指打了个榧子,厉声喝道:“你美国佬懂什么?滚回家去!”若贝托闭住嘴,脸憋得通红。我赶紧把话题岔开。

  国际环保会议闭幕了,在墨西哥城举办了告别宴会。宴会开始前,我注意到记者们在门口焦急地等着什么。达官显贵并没怎么引起他们的重视,而帕斯一出现,强光灯全亮了,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当天的晚间新闻播放了他对游击队的看法,我认识的几个墨西哥朋友都在摇头。后来听说帕斯后悔了。

  帕斯的名声太大,免不了遭人忌恨和暗算。他常在报刊上跟人打笔仗,打得飞沙走石。艾略特告诉我,斗争使帕斯年轻。毕竟岁数不饶人,他病倒了,先在美国做了心导管手术,不久又发现癌症,而大火得寸进尺 ,吞没了他的过去。

  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是帕斯的八十大寿。仅仅四年前,他容光焕发,步履稳健,毫无病痛和大火的阴影。美国诗人学会在大都会博物馆为他举办朗诵会,请来约翰·艾什伯瑞(John Ashbery)和马克·斯特兰德(Mark Strand)等美国诗坛的大明星,也请了我,滥竽充数,据说是帕斯的提议。我找来帕斯的诗集,不知为什么,竟有些失望。在我看来,是他追求宏大叙述的野心毁了那隐秘的激情,这在被称为现代文学经典的《太阳石》等长诗中尤其明显。我选来选去,还是选中那首他早年写的《街》,仍有初读时的新鲜感。

  在一次采访中,他回答说:“每分钟我们都是另一个。现在讲着他者的人与一秒钟以前讲着他者的人不同。那么什么是他者?我们是时间,为了成为时间,我们从来没有结束过生活,总是将要生活。将要生活?那是什么!我不知道。在一问一答中间勃生某种改变我们的东西,它把人变成一个不可预见的造物。”

  在美国,为一个外国诗人如此隆重的祝寿,恐怕历史上还是头一回。那天票是免费的,大都会博物馆剧场挤得满满当当。朗诵会开始前不久,帕斯跟艾略特一起挑选朗诵的诗,他突然慌了神,对艾略特说,“我该念什么?它们都不怎么样,真的……”此时此刻,帕斯成了另一个,更接近我通过阅读认识的那个《街》中的帕斯,他疑心重重,在黑暗中摸索,跌倒了又爬起来。最后还是艾略特稳住了他。朗诵结束了,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

  蓝房子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一个小岛上,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omer)的别墅。那房子其实又小又旧,得靠不断翻修和油漆才能度过瑞典严酷的冬天。今年三月底,我到斯德哥尔摩开会。会开得沉闷无聊,这恐怕全世界哪儿都一样。临走前一天,安妮卡(Annika)和我约好去看托马斯。从斯德哥尔摩到托马斯居住的城市维斯特若斯(Vasteras)有两个小时路程,安妮卡开的是瑞典造的红色萨巴(Saab)车。天阴沉沉的,时不时飘下些碎雪。今年春天来得晚,阴郁的森林仍在沉睡,田野以灰蓝色调为主,光秃秃的,随公路起伏。

  安妮卡当了十几年外交官,一夜之间变成上帝的使者——牧师。这事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儿不可思议,好像长跑运动员,突然改行跳伞。安妮卡确实像运动员,高个儿,短发,相当矫健。我八一年在北京认识她时,她是瑞典使馆的文化专员。西方,那时还是使馆区戒备森严的铁栏杆后面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我每次和安妮卡见面,先打电话约好,等她开车把我运进去。经过岗楼,我像口袋面往下出溜。

  八三年夏末,一天中午,我跟安妮卡去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吃饭。下车时,她给我一包东西,说是托马斯最新的诗集《野蛮的广场》,包括马悦然(G ran Malmqvist)的英译稿和一封信。马悦然在信中问我能不能把托马斯的诗译成中文,这还是我头一回听到托马斯的名字。

  八五年春天,托马斯到北京访问。我到鼓楼后边的竹园宾馆接他。那原是康生的家,大得让人咋舌。坐进出租车,我们都有点儿尴尬。我那时英文拉不开栓,连比划带迸单词都没用,索性闭嘴。最初的路线我记得很清楚:穿过鼓楼大街,经北海后门奔平安里,再拐到西四,沿着阜外大街向西……目的地是哪儿来着?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于是那辆丰田出租车开进虚无中。只记得我紧张地盯着计价表上跳动的数字:兜里钱有限。

  没过两天,我又陪托马斯去长城。那天作家协会出车,同行的还有《人民画报》社瑞典文组的李之义。他把作协的翻译小姐支走,小姐也乐得去买买衣服。李之义是我哥们儿,没的说,除了不得不对司机保持必要的防范。那年头,我们跟托马斯享受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坐专车赏景,还在长城脚下的外国专家餐厅蹭了顿免费的午餐。

  那天托马斯很高兴,面色红润,阳光在他深深的皱纹中转动。他触摸那些城垛上某某到此一游的刻字,对人们如此强烈的要被记住的愿望感到惊讶。我请他转过头来,揿动快门。在那一瞬间,他双手交叉,笑了,风掀起他开始褪色的金发。这张照片后来上了一本书的扉页。那书收入托马斯诗歌的各种译文,包括我译的那几首。

  快到维斯特若斯,安妮卡用“大哥大”和托马斯的妻子莫妮卡(Monika)联系,确认高速公路的出口和路线。托马斯住在一片灰秃秃的没有性格的排房里——我紧跟攥着门牌号码的安妮卡东奔西突,在现代化的迷宫寻找托马斯。

  他出现在门口,扔下拐棍,紧紧搂住我。那一瞬间,我真怕我会大哭起来。莫妮卡说:“托马斯正要出去散步……看看我们的托马斯,要不是这两天感冒,简直像个明星……”待坐定,我才能真正看到他。他的头发全白了,但气色很好,眼睛恢复了中风前的镇定。

  一九九○年十二月,我得到托马斯中风的消息,马上给莫妮卡打电话。她哭了,“托马斯是个好人……他不会说话了……我能做什么?”莫妮卡是护士,托马斯中风后她辞了职。九一年夏天我来看望他们,托马斯显得惊慌而迷惘。他后来在诗中描述了那种内在的黑暗:他像个被麻袋罩住的孩子,隔着网眼观看外部世界。他右半身瘫痪,语言系统完全乱了套,咿咿呀呀,除了莫妮卡,谁也听不懂。只见莫妮卡贴近托马斯,和他的眼睛对视,解读他的内心。她也常常会猜错,托马斯就用手势帮助她。比如把时间猜成五年,手指向右增加,向左减少,微妙有如调琴。“心有灵犀一点通”,这在托马斯和莫妮卡的现实中是真的,他们跨越了语言障碍。

  如今托马斯能说几句简单的瑞典话,常挂在嘴边的是“很好”。托马斯,喝咖啡吗?——很好。去散散步吧?——很好。要不要弹钢琴?——很好。这说明他对与莫妮卡共同拥有的现实的满意程度。我给托马斯带来一套激光唱盘,是格林·高尔德(Glenn Gould)演奏的巴赫第一、第五和第七钢琴协奏曲,他乐得像个孩子,一个劲儿向莫妮卡使眼色。在我的请求下,他用左手弹了几支曲子,相当专业。弹完后他挥挥手,抱怨为左手写的谱子太少了——如今莫妮卡“翻译”得准确无误。

  女人们去厨房忙碌,我和托马斯陷入头一次见面的尴尬中。我说了点儿什么,全都是废话。我剥掉激光唱盘上的玻璃纸,把唱盘交给托马斯。放唱盘的自动开关坏了,用一根黑线拴着,托马斯熟练地把唱盘放进去。在高尔德演奏第一协奏曲的前几秒钟,他突然大声哼出那激动人心的第一乐句,吓了我一跳。他两眼放光,让位给伟大的钢琴家和乐。

http://upinthemix.net/changpanguizishou/40.html
锟斤拷锟斤拷锟斤拷QQ微锟斤拷锟斤拷锟斤拷锟斤拷锟斤拷锟斤拷微锟斤拷
关于我们|联系我们|版权声明|网站地图|
Copyright © 2002-2019 现金彩票 版权所有